四十年，打工诗歌对话打工生活

编者按

这也许是文学界的一个传奇：一些低学历的写作者，一些工人、农民或者农民工，一边为着生计打着一份或几份工，一边自由地从事着精神层面的创造，留下了宝贵的文本，见证着一个时代的伟大，也生动地记录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几亿人整体的疼痛与成长。

据统计，已有150多位专家学者、博士、教授、海外学者、国外汉学家等，以打工诗歌作为切入点，了解中国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巨变（文学嬗变），撰写评论、论文，有的社会学者、评论家甚至亲身体验，对打工生活有着深切感受之后，深刻理解了这个曾经被表述为失语的群体，并寄予深深热爱。

四十年的文学洗礼

“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这首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写在深圳市蛇口区三洋厂的厕所的墙壁上的涂鸦，被后来的打工文学研究者认为是打工诗歌最早的孕育。此后，一种表达打工者心灵呐喊的打工诗歌就开始传开了。

“我那时候一天打三份工，白天在一个工厂当仓管，还给老板端菜洗碗。每天6点钟左右，我就洗衣服，拖地。等回到出租屋，每天除了累还是累。我那时很茫然，常常看不到明天在哪里？但就是因为这些打工生活，对于我后面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都说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说得很对。我那时候买不起电脑，偶有闲暇或法定假日，我就坐在烟雾弥漫混合着各种气味的网吧。那是2000年初期，上网是1.5/小时。我的第一篇长篇小说25万字，就是以楼村作为背景，用了五年的时间，在网吧里面一点点敲出来的。” 12月初，在广东省作协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打工诗歌”》研讨会现场，打工20余年的张喆说起自己一路从杂工走上企业文员的打工生涯，表示，诗歌是她坚持和成长的动力。

40年来，打工诗歌由最初的默默无闻到逐渐被主流诗歌创作群体所接纳，打工诗人中走出的一些名家，更是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力。他们的写作是根植于生活中的。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对深圳的打工诗歌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

1992年，深圳宝安石岩镇的打工诗人郭海鸿创办了《加班报》：“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诗歌报》对《加班报》创刊号全文刊发。1999年，谢湘南写了大批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星期天，在邮电所集合》，写打工者挣钱养家的心情，真切感人。而他对打工妹的独特表述：“打工妹像甘蔗一样，遍地生长，她们咀嚼自己，品尝一点甜味，然后将自己随意，吐在路边。”此被誉为经典表述。其结集出版的《零点的搬运工》，被评论家杨匡满称为“最好的打工文学”。此后，随着《打工世界》《打工诗人》等书刊以及郑小琼、许强、李明亮等打工诗人的出现，打工诗歌从只在工友之间默默传阅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了2008年，深圳举办了首届全国农民工诗歌大赛，头奖两万元，30个深圳市户口，吸引了许多打工诗人参与。

深圳只是打工诗歌发展的一个阵地，在东莞、江浙、北京乃至西北地区，都有打工诗歌写作者。他们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隐藏在几亿的打工群体中，诗歌水平良莠不齐，有的语言过于散文化和粗糙，他们的作品体现为对打工生活的疼痛经验以及复杂的城市化和机器化带给他们的体验和想象。

有诗歌评论家认为，中国的新诗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岁月之后，逐渐步入萧条和沉积，而打工诗歌恰是对千千万万活跃在城市的打工者的艺术素描。鲜活、粗粝、尖锐、疼痛、浓烈的在场感是打工诗歌的语言特色。也正因为此，打工诗歌让新诗直面现实、关注当下。

四十年的生活写照

这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带着想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都市生活的向往，也带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开始了在城市的漂泊与劳作。他们促进了中国社会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但城市却并不轻易认可他们。由此，一些文学爱好者开始用文学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生命体验。他们的生活大多是“疼的”，所以作品普遍会有许多“痛”点。

“有多少爱，有多少疼，有多少枚铁钉 / 把我钉在机台，图纸，钉单/早晨的露水，中午的血液/需要一枚铁钉，把加班，职业病/把打工者的日子，钉在楼群——《钉》。”正是这些痛楚和苦难的群体记忆，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人群体，成为时代最忠实的记录者。

打工诗歌就像是一味调剂品，调和着工人在打工生活中的各种委屈与不适。以撰写打工题材获第八届鲁迅文艺奖的作家鄢文江说：“上世界80年代末，我在佛山、深圳等珠三角地区，打工文学作品给了打工者们原本枯燥的打工生活很多精神支撑。1991年，《佛山文艺》杂志刊登了打工文学领军作家周崇贤一部名叫《打工妹咏叹调》的小说，全厂工人争相购买，许多人读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政府在关注我们，国家在关心我们，否则，为何杂志上都有我们的真实生活写照？看了类似小说，许多人看到了希望。”

作家周崇贤认为，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工业文明、城市化的春天，打工者从农村进入城市，参与这个春天盛大的播种，在春种夏耕秋收的劳碌中喊几声累，骂几句脏话，其实就像是在喊劳动号子。一边喊累一边骂娘一边干活，四十年过去了，金灿灿的稻谷满山遍野，香飘华夏——腰酸背痛的他们，终于痛并快乐着，喊来了梦想中的美好生活。

今天，社会在不断进步，劳动者的待遇在不断改善，所谓的血汗工厂也慢慢变成了智能工厂，打工诗歌的写作也从过去的直白描述转而有了理性的思辨。“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 但我抵达/我把它 读着陷阱 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两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 落下一滴泪” 郑小琼的这首《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不再将目光胶着于自身的悲欣哀乐，而是拥有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具包容度的温情。

有诗歌评论家认为，打工文学作品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还起到了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为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十年，喊来了美好生活

或许你不曾留意，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成千上万置身于底层、边缘的“草根”，在种地、放牛、喂猪、挖煤、运砖、喷漆、卖菜之余，以诗为渠道诉说、释放自己的心灵。打工诗歌是劳动的诗歌，它来自生产第一线，跟工人的生活特别贴近，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标本，也是社会某一方面的重要标本。

有人对2008年、2011年的打工诗歌做过统计，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故乡、眼泪、疼痛、畏惧和爱，这个结果实际上指认了一个事实，打工诗歌有别于大量纸上、网上谈兵的，以书本与知识为资源或无病呻吟的作品。因为它来自生活，真实质朴的情感表达方式，更容易打动人。

打工诗人像深山开掘的石匠，用沉甸甸的笔留存一代人的精神史。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打工诗歌如何才能走得更远？诗歌评论家王家新认为，打工诗人在书写一些血泪经验和某些惨痛经历之后要学会“感伤的克服”，避免滥情和煽情，不把苦难当做廉价的资本，要培养成熟的心志。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中国智造已经崛起，中国创造正在走向世界。打工诗人们也要自觉地适应新环境，深入内心的另一个层面，去发现和书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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