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市场的互动：唐宋以降都城与地方城镇的空间演变
2018年12月8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功举办禹贡青年沙龙第三届年度会议。作为以研究生为参与主体的学术活动，禹贡青年沙龙年度会议旨在为全国的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提供一个简洁精悍的交流平台。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权力与市场的互动——唐宋以降都城与地方城镇的空间演变”，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10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时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钟翀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黄敬斌教授、文史研究院朱溢研究员以及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怡副教授担任评议员，此外，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30余位师生旁听了会议。
本次会议选择都城与地方城镇作为研讨对象，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以往城市史研究一度等同于古都研究，这一现象需要反思；另一方面，古代地方城镇的个案研究近年来获得大量积累。此次会议围绕上述主题而汇集的论文，研究时段集中于文献丰沛的唐宋至民国时期，尤其关注唐宋宫城制度沿革、“唐宋城市变革”、“建制城市”、古代筑城史等中国城市史的热点问题。10篇报告论文中，研究唐至元代者占其半，探讨明代城市者有3篇，晚清及民国者各1篇。
其中，探讨唐宋都城与地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报告主要有鲁东大学讲师贾鸿源博士的《唐洛阳宫城布局演变及其意义》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来亚文的《宋代江阴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贾鸿源博士指出，北宋东京宫城布局，并非单纯沿宫城中轴线，而是外朝（大庆殿）居中，中朝（文德殿）与内朝（福宁殿）南北相直处于宫城的西半部，整体呈L形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可追溯至唐武则天时期，武氏为达到其政治意图而突出武成殿的地位，由此打破了太宗、高宗时形成的中轴线格局，后随着唐末都城迁洛，内朝（崇勋殿）已正式出现于中朝之北，三朝L形格局由此形成。其后五代诸朝都洛乃至北宋西京，都基本继承了唐末洛阳宫城的格局，北宋初东京宫城仿照西京洛阳宫室营建，唐洛阳的L形宫城格局，因此为北宋东京皇城所沿袭。
来亚文运用城市形态学的研究方法，以江阴城为例，从地方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在报告中，来亚文介绍了其运用的两种核心资料——《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宋《江阴志》和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民国江阴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由该中心徐建平副教授提供），在考证江阴《宋志官治图》成图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的基础上，对宋代江阴军城展开了细致的复原研究。证明了南宋江阴军长期有子城而无罗城（即大城）的城市景观及其军事防御方式。另外，重点从五代江阴城官署的迁移及北宋城市水路交通的变化着眼，由水利、祠庙、坊表、城门等细节地物的中时段变化以及城市街区的形态学分析，揭示了江阴城的城市核所在以及城内市场街区、城市边缘地带等城市区域的生长、演变或衰落过程。并从街区生长特点、坊区形态等方面，提出两宋江阴城未经历所谓以破除坊墙为标志的“唐宋城市变革”。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生张怡雯的《筑城之“变”：洪武十九年前后的澉浦镇布局》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生方毓琦的《奉贤县城的历史形态并太平军筑城考》对地方城镇形态的长期演变做了细致的探案。通过张怡雯的报告，我们了解到澉浦（在今浙江海盐县澉浦镇）这座宋代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的镇市，在明初禁海和筑城之后，其商贸的迅速衰落以及给当地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张怡雯通过反推法，结合图上作业与文献考证，展现了澉浦城的空间格局在这一历史转折点前后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尤为难得的是，在对明代澉浦所城内外的祠庙、街巷、河道等要素展开详细可信的考证的基础上，由此返溯宋元澉浦镇的街区范围与核心，梳理了镇运河、官廨、祠庙等事物的地理位置，对于宋代市镇街区空间形态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突破。
方毓琦运用康泽恩城市历史形态学方法，基于稀见的英人所绘太平天国时期奉贤南桥布防图，对奉贤南桥镇的空间形态展开了细致详尽的复原研究和历史形态学解读。南桥镇，是今上海市奉贤区的中心镇，因其镇内的“南桥”一桥而得名。方毓琦通过对现存南桥文献、地图及考古资料的分析溯源，揭示出了南桥镇的清晰生长过程：唐末五代就已初步形成了聚落，明清时为沿水路发展的市镇，民国以来作为奉贤县治而沿交通干道快速建设、扩展。而在此过程中，作为城镇标志的“南桥”一桥历经4迁，桥名始终随着城镇的中心而迁移。而清末太平军曾在此筑造土城，据考证这座仅存在了一年的土城，应大致位于今新建中路、立新路、南中路、宏伟路这一区域范围内。
参会报告中，关于元代城市的研究有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宋亮的《论元代路与附郭县的“分城而治”现象——以奉元、大都、集庆等路为中心》和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赵梦涵的《阿力麻里城的兴废》。宋亮的报告围绕着韩光辉先生提出的“建制城市”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所谓“建制城市”，即设有专门城市管理机构，实施独立行政管理的城市。宋亮通过对元代奉元、大都、集庆等路的史料考察，发现了部分元代路治城市设立录事司（元代城市管理机构），成为“建制城市”后，原附郭县衙被移建于路城之外，又在明初废除录事司后，再次移入城内的现象，并思考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应是“受行政中心应在行政区域内的一般行政惯例影响”所致。赵梦涵在报告中探讨了察合台汗国时期阿力麻里城的兴废问题，提出传统观点认为因阿力麻里城的兴起主要因其为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所致，而赵梦涵认为该城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为察合台汗国始封地的政治因素，交通路线的开凿、伊斯兰教的传布及农业发展也促使了阿力麻里的兴盛。而其衰落则是由于东西汗国分裂所带来的兵燹之灾，并尝试分析了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改变对当地城市兴废的影响。
明代筑城史方面，有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郑宁的《圮而不修：明代中都修城与地方政治》和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博士生薛樵风的《试论明代修筑砖石城墙的时空过程及其反映的文化整合机制》两场报告。郑宁从明代中都凤阳府城池圮废，长期不得修筑的问题出发，提出前人多将原因归结于修城有碍皇陵风水的失误，在对事件的始末、起因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认为资金短缺才是阻碍中都城墙修筑的核心问题。由于中都城墙规模宏大（外城周长53里），修缮所需资金浩繁，凤阳地方无力筹措经费而寄希望于朝廷，朝廷认可修缮城墙的动议却不愿拨款。由于资金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中都修城虽讨论百余年却未曾开工，最终酿成了“凤阳之变”的惨痛结果，对有明一代的凤阳地方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城池史上，砖石城墙的普及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所谓砖石城墙，即夯土墙体外侧包砌砖石的城墙。砖石城墙在明代数量空前增多，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薛樵风的报告即针对这一问题，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明代及其以前修筑砖石城墙的频次做了详细的统计，并绘制出1-17世纪中期砖石城墙修筑的空间分布图，以明代战争频次、卫所设置、中央米粮收入、自然灾害等要素为指标进行分类统计，以检验以往学界对这一现象所作出的各种解释，分析各因素与砖石城墙修筑之间的相关性，由此探讨影响砖石城墙修筑的真正因素。
城市要素研究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梁克敏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张亮分别作了《唐代洛阳城桥梁考论》和《感官与科学：近代四川城市河流水质的判读》的报告。梁克敏通过文献梳理考证，对唐代洛阳城公共区域和私人园林宅第桥梁的历史、位置、形制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讨论，考证梳理了桥梁在唐代洛阳城中的空间分布，并探讨了官府对桥梁的管理维护措施以及桥梁在洛阳城市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张亮博士指出，近代中国，记载城市河流水质的文献存在感观描述与科学化验两种面相。前者基于人的视觉、味觉、嗅觉，以水体的“清浊”“甘苦”“臭味”等为标准判别水质。而后者以水体的物理、化学与生物的各项化验指标，揭示水体“清浊”“甘苦”“臭味”等表象背后的原理。张亮结合感观描述与科学化验的文献，复原了近代四川城市河流水质，反思了以往简单基于感观认知判断水质的研究范式，并认为伴随水质认知由“感观”走向“科学”，表述水质状况的话语逐渐细化，有碍居民饮水卫生、健康的因素被突显。此外，张亮还认为在城市生态系统的现代化转型完成前，河流水质易被垃圾、粪秽、污水及工业废水影响是难以避免的。现今乡镇中的水质污染，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缩影。
唐宋以降的都城与地方城镇，在制度、空间形态上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显著差异。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的地方动力，相互交织，或矛盾对抗、或交叠融合，在唐宋以降的都城与地方城镇中留下了不同的空间印迹。此次会议对两类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形成路径进行对比，引发了与会青年学人对该视角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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