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研、看戏到进入上海
【编者按】
上海是全国高校最多的城市之一，2018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人数近19万人。其中很多人会留在这座城市生活，成为“新上海人”。他们为何选择定居上海？他们对上海的认同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文作者生于江西南昌，2008年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求学，他的十年是年轻一代“新上海人”的一个缩影。
该系列一共有三篇，本文为第二篇，作者回顾了自己在研究生期间如何成为“新上海人”。
2012年大四毕业时，我想停下来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我放弃了国外读研和外企工作的Offer，决定给自己一个Gap Year。
这个决定的代价是巨大的。家里不再给我生活费。我清醒地知道，不能再留在松江了，无论有多不舍，它已经容不下我的梦想，我需要到真正的“上海”去。可上海那么大，绕树三匝，我有何枝可依呢？
栖居虹口
我决定住在虹口的赤峰路上，这里离虹口足球场只有一站地铁，路的另一头是同济大学。这里到上外的老校区骑车只要五分钟，骑到复旦也不过一刻钟。刚毕业的人，总是特别眷恋校园。
确定了区域后，我就开始找房子。我托一位家在虹口的朋友的母亲帮我联络中介，最终看中了一套30平米左右的“老公房”，房子是一居室，一梯六户。当时的房租是每月1700元。四年后我研究生毕业时找房子，同一个小区的类似房源，月租已涨到了3500元。
我的新小窝很老旧，进门就是厨房，拐角处是卫生间，里面是卧室。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装修和家具都是90年代的，电器清一色是“日立”。洗衣机是双桶的，一边负责洗，一边负责甩干，而且没有进水口，只能用脸盆人工加水。我屡次跟房东——一位六十多岁的上海阿公——交涉，希望能换一个洗衣机，他总能驳回我的请求，说对这台洗衣机很有感情，虽然老旧但性能不减当年，末了还不忘叮嘱我：年轻人要节省，要爱惜东西。
屋子很安静，也还算干净，日常所需的家具和电器也都一应俱全。于我而言，这就够了。房间是正南朝向的，清早的阳光会透过那被洗得褪色的窗帘，洒在屋里。
我的小屋尽管找好了房子，但我仍然在宿舍住了好些天，我是最后一个搬离宿舍的。在宿舍的最后一晚，我辗转难眠，回想着四年里的种种，突然觉得人生真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
次日，吃过午饭，我打包好最后的一些个人物品，放在自行车的车篮和后座上，从松江一路骑到虹口，我也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和自己的大学时光彻底告别。
大学宿舍的最后一天，人去楼空的宿舍楼
那一年夏天，我接了不少翻译工作，毕竟没了生活费，还得付房租。早些年，学小语种的学生，除了极少数过于冷僻的语种外，只要学得不是太差，又愿意去做翻译，一般日子过得都还不错。那时在上海，意大利语的翻译费是800元一天，如果能连续做上一周翻译，一个月的吃喝就不愁了。800元人民币一天的标准，是2000年时意大利人定下来的，后来意大利经济一蹶不振，这个价位就没变过。前些日子问学弟学妹，说现在经常是600元一天。
不出去做翻译的时候，我窝在家里读书。那时的我隐约有一个以学术为业的梦。
傍晚在楼下的小馆里吃完晚饭，我会骑上那辆从松江骑来的自行车，从赤峰路经虹口足球场，骑到鲁迅公园、山阴路、溧阳路，还有那条看着萧条、一点也不“甜爱”的甜爱路。偶尔我会沿着四川北路一直骑到外滩。有天晚上站在外滩，看着一江之隔的陆家嘴，我突然想到大学时和室友第一次来外滩，站在江边畅想未来的场景。忽觉过去方已远，前路尤茫茫，孑然一身，不免悲从中来，一时间泪如雨下。忽然听见船鸣，江风亦起，圆号宽广的呜呜声，抚慰少年胸怀。
一个夏天过去了，我终于下定决心：考复旦的研究生，读政治学。
从虹口到杨浦
2012年九月，学校开学了。复旦教务处网站上有新学期本科生课程的课表，我找出了那些和我考研专业课相关及感兴趣的课。每天一早，我就骑车朝着位于杨浦区的复旦前行。
那些日子的生活是孤独而又充实的：我根据课表按图索骥，混迹在本科生中旁听，课后找空着的教室整理笔记准备考试，一直待到晚上十点多，光华楼放起了散场音乐，物管阿姨来关门赶人，我这才骑上车回到虹口的小屋。
那时常在人人网上看到复旦学生对复旦的种种吐槽，无外乎食堂难吃、宿舍简陋，或者对培养机制不满意。但于我个人而言，对复旦只有感激。
首先，把本科生课表完整不落地公布在网上。那半年里我旁听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中文的不少课，有的是只有二三十人的小课，却从未因为是校外学生而遭到拒绝或区别对待，进出校门，也从未受过任何盘查与限制。
清晨的复旦校园
其次，每个教室都装有空调，开关与否，温度多少，都由教室里的学生自己决定。最后一点说来事小，却可以以小见大：那就是每间厕所里都有洗手液和厕纸。
在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光里，是复旦给了我慰藉和温暖。
剧场里的上海
研究生三年，我居然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话剧——逐渐融入上海这座城市。
在上海求学的外地学子，为什么选择留在上海？一百个人可能会有一百个答案。于我而言，很重要的一点是，上海能提供的精神文化生活。具体来说，是有戏可看。
研一上学期时，我加入了学校的剧社，却不曾想到话剧竟成了研究生三年里最美好的回忆，也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了眷恋。其实，我本科时就对话剧感兴趣，但松江大学城离市区实在太远，两次看完戏都赶不上末班地铁，只得打车，上百元的车费一下就让当月的生活费捉襟见肘。
剧社的日常活动之一便是看戏。三年下来，我几乎在上海所有剧场都看过戏，而每座剧场，不论内部氛围，还是沿途景致，又都如此不同。某种程度上，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知，是被一次次看戏和一座座剧场串联起来的。
溧阳路611号的1933微剧场隐藏在1933老场坊二楼的一个拐角里，一面是舞台，三面是观众席，只有一百多个座位，也拉近了观众和演员的距离，观剧氛围极好。许多青年剧作家的作品都会在场租低廉的1933初试啼声，这个小剧场是承载上海乃至中国不少青年话剧人梦想的第一站。
1933老场坊
人民大舞台坐落在人民广场，我觉得它是整体氛围最接地气的一个剧院。美琪大戏院英文名为“Majestic Theatre”，中文定名“美琪”，乃是取“美伦美奂，琪玉无瑕”之意。平心而论，美琪也配得上这般尊贵。
美琪大戏院
艺海剧院常年演出孟京辉的各种剧目，且有出售给学生的50元票。浦东世纪大道旁的东方艺术中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剧场，不同于浦西众剧院的小巧和精致，这里十分大气，尤其适合外国戏剧的演出。
而我最有感情也最喜欢的还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它坐落在安福路的西端尽头，与武康路相接，这一带是前法租界的核心区域。虽然剧场有些老旧，舞台设计却十分合理，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清晰地看见演员的一颦一笑。
对上话的亲近还源于一年一度的“上海大学生戏剧节”。我们剧社的作品也曾入围其中并斩获奖项，一群人在剧场里忙活装灯、搭台、布景、彩排等，也是研究生三年里无比幸福的回忆。
演出剧照
正是在一个个看戏的夜晚，我走入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它复杂、多元而又精致的面纱向我揭开，上海终于在我心中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我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依恋。
成为上海人
研究生三年一晃而过，又到了毕业的时候。我早早地做好了未来的规划、找好了工作，接着就是租房了。
我还想住回虹口赤峰路，总觉得这就意味着还没有离开校园，还能从外面的悲风苦雨中抽身，回到校园这个避风港。
上海的房价在2016年上半年经历了一波暴涨，房租也水涨船高。三年前我住的那种老式一居室，月租普遍涨到3000元以上，不得已只能找同学合租。
我们曾通过一家中介跟房东协商5000元每月的房租，结果链家打来电话，将房租提高到5800元，并保证三天内一定帮房东找到下家，房东当场毁约。最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间一梯两户、两室一厅且卧室均朝南的房子，房租5000。元，虽然是顶楼且家电老旧，但我和室友还是立马决定租下。就在我们准备和房东签约时，在我们之前一个小时来看房的房客打电话给房东，表示愿意出价5500元，好在房东守约，斗争片刻还是跟我们签了合同。
回想起这段租房经历，我不禁感慨，在上海租房，不是人挑房子，而是房子挑人。
在赤峰路的新家
研究生毕业的另一大要紧事便是落户。上海的落户系统中，有一类是应届生落户，完全以打分决定，符合哪些条件可以加多少分，都说得清清楚楚。我对照着标准，自己算了一遍，发现分数达标，便照着要求和流程准备材料。不料母亲却对此焦虑不已，隔三差五地给我打电话：“这个事情一定要找人啊，落户落不下来你以后想落麻烦就大了……我帮你联系了XX，他让你去找XX，你一定要去找他啊……。”
对母亲的这些谆谆教诲，我一律当了耳边风。一来是我们这种平头百姓，在上海这样的大江大海里，能找到什么样的关系呢，所谓的“XX”，也无非是某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部门小职员。二来是我真的“很傻很天真”：我的条件完全符合，为什么不给我落户呢？
最终落户的事情一切顺利，我没有一丝激动。母亲却高兴坏了，逢人便说：“上海这个地方，难怪这么多年轻人想去，我儿子什么关系都没有，凭条件就能落户，就是公平，就是好！”
八年时间，我从一个异乡人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上海人”，但更重要的是，从心底里，我对这座城市有了热爱和认同：它的包容，它的丰富，它的公平，它的烟火气……这一切都是我喜欢这座城市的理由。
我彻底告别了学生身份，开始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我依旧住在熟悉而亲切的虹口，却完全无法想象，仅仅两年以后，我就会搬到嘉定南翔，在那里开始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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