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21世纪能否走向和解？
12月18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以“人类在21世纪能否走向和解”为题举办了讲座，讲座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主讲，学者刘梦溪、任剑涛、梁治平同台对话，从现实和历史的维度纵论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差异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探讨在交流碰撞下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的可能影响。全球化浪潮下哪些危险的声音正在泛起？经历了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困扰，重新舒展身体的中国如何走好国际化之路？中国文化有哪些资源可以为人类走向和解提供智慧？讲座中大家尝试给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
王石
王石：谈人类命运如何和解 先明辨文化差异与和同
“讲这个题目，我主要是受到了北宋大儒张载的影响，他有四句著名的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特别是“仇必和而解”，这是一个太大太重要的判断，斩钉截铁的判断。”
王石在一开始开宗明义，指出“仇必和而解”是中华文化精神，是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的智慧；和解的精神、思想、智慧，对于改善人类状况，缓解人类危机，乃至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有重大意义。
王石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如何谈人类未来的命运，王石认为，首先应辨析“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差异”，在全球化之下，差异成为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工业革命后区域、国家之间差异逐渐凸显，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关联性、依存性都在大幅提升，而智能发展的速度往往先于人类理性，因此导致宗教问题、文化问题、价值观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口问题、移民问题仿佛一下推到面前，各种差异迫在眉睫。但是，人类还没有准备好，对抗、冲突不断加剧，发展速度似乎成了一种危机。
“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差异都是因为文化。因此，文化差异具有根本性。”王石联系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差异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能促进交融、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分离、对立。但中国文化的精神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异同之辨、和同之别与大同思想。
在直面文明冲突问题、文化到底为谁服务等问题的同时，应该思考“异”与“同”在人类命运中的意义。王石援引晋人阮瞻“将无同”的典故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此的讨论，认为这一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走向和解提供重要启示：即人类的共同性大于差异性——古今异同将无同，中西异同将无同，中美异同将无同，在根本上人类是相通的。谈到“和同之别”时，他又援引《国语·郑语》史伯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论语》中孔子“和而不同”思想，指出所谓“和为贵”，不同的文化能和平相处才是最金贵的，因此强调“和同”，得摈弃“厉害了我的国”的狭隘自大思想。
王石说，厘清异同之辨、和同之别后，再来思考钱穆先生所描述的文化融合、民族和平并存、人文相互调适的人类未来，还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探究“天下”的义涵。中国文化里包涵有“天下大同”的理想，“天下”二字包容广大。置于全球化背景下看，国际现代文化可以为人类提供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形态，以及全球化的种种便利。但也要注意到，地域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差异的是交融、创新和发展的契机，而他们之间的相互接触、碰撞、融合，会产生新的多样性，而非走向同质化。
“中华文化是特别有特色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过度夸张这种特殊性，否则就会把自己和别人完全区隔开来，把自己推到孤立的地步。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我们的优越性，说我们是最有智慧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让人听不下去的话，可是太多了。”王石结合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诸多现实问题，重点分析了“和解”背后的中国文化精神，回归到“人类能否走向和解”这一主题，王石最后说：“什么是和解？捐弃前嫌，化敌为友是和解，顾全大局，握手言欢是和解，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是和解。但我也要说，所有指向和解的努力，所有的妥协与让步，所有的宽容与谅解，所有的耐心与等待，同样值得嘉许。甚至在暂时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搁置纷争，保持现状，管控风险，相向而行，也不失为和解之良兆。”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任剑涛、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围绕王石的演讲展开讨论。
任剑涛
任剑涛：从多年压抑到舒展身体 中国需思考两大问题
任剑涛评价王石的讲座没有将这一宏大话题引向概念化，而是融入很多生活经验，因此具有一种切近性。人们谈差异性时更容易眉飞色舞，差异性是各种冲突最重要的日常依据，但光谈差异是不够的，还应该重视“同”对我们行为的依据。任剑涛认为，中国正在急速发展，通过近40年的努力，希望伸伸被压抑170年之久的身体，但不太知道舒展身体的尺度。在“天下”情感上升、思考国家和人类命运问题时，一定要明白自己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体系到底该如何对人类和解有所贡献，和而不同、天下情怀，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贡献于国际社会的最宝贵价值。他还指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很不安宁，各种学说纷纷为世界秩序提供说辞时，应该看到西方比较强调“实力政治”；而在大家津津乐道于“实力”时，作为多民族混合型生成的中华文化，要重新拿出对人类文明最具有柔软性、调和性、能够友好相处的智慧来，贡献于世界。
再崇高再宏大的目标，也需要代入现实和日常生活中。任剑涛就此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无论谈“和而不同”、“天下情怀”，还是讨论国际政治的冲突、人类能不能和解，最大的难题其实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距离问题，通俗地说，目标崇高未必手段艺术，就像“来者不善”与“来者不当”的关系，一个非常伟大的目标，可能就败在一个用词不当或者身体语言不当等具体情境当中。毕竟千年冲突要化解于一旦，是非常难的。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在不同处境下“从我们的文化储物柜里面拿出来的理念，姿态差异非常大”，1840年以来我们塑造的近代意识形态，会突出爱好和平、秩序、合作等关键词；而随着物质实力的增长，从传统中拿出来的理念和话语，能否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他人所接受？今天的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国际化”？
刘梦溪：夸大差异是文化的误区和陷阱 警惕全球化背景下的反全球化浪潮
“迄今为止我认为夸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我认为这是文化的误区，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陷阱。大家都在标新立异，都在讲我和你不同，他和他不同，学者也是如此。”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先生在讨论中，介绍了本次讲座主题的缘起，并高度评价了王石的演讲。他回顾自上世纪末以来他与傅高义、史华慈、狄百瑞等众多国际知名学者所探讨的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将走向哪里？刘梦溪特别认同史华慈提出的“语言对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的论断，认为人类的沟通除了语言还有其他手段，包括眼神、姿态、手势、心灵感应，能够沟通是因为人与人有相通的地方，尤其心理活动的过程，“同”常常大于“异”。
他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体国家，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但文明体国家如何跟世界打交道？离不开与不同文明体的接触与交流。中国有“天下”的观念，但天下不等于世界。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回顾历史，每当我们文化主体强大的时候，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融合与吸收，不发生文化震荡。当自己处于弱势时，面对外来文化冲击，容易失重乃至发生震荡。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常表现出一种文化落差的焦虑感；但20世纪初很多大学者，比如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在西方人面前并没有任何不如人的文化自卑感，这个现象很值得今人研究。因此，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如何国际化，必须回答“融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须回应面对全球化本土文化如何延伸的问题。如果由于强调本土化而排斥域外的文化，乃至认为只有我们的文化才是最好的，这就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以致民粹主义。
当前国际上有种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的态势值得警惕。曾经站在全球化前端的领袖人物开始后退，西方的民主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异，比如以反恐名义进行的技术监视，所谓民主自由的概念已经今非昔比了。而贸易保护等问题也在加剧国家、地缘之间的冲突。因此本世纪能不能走向和解，是时代的大主题。在这方面，刘梦溪认为中国文化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好的资源。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讲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国文化里很多基本价值，可以跟西方的价值观念互相阐释。近年来，刘梦溪从六经等最高经典中抽绎出的几组价值理念，如诚信、忠恕、爱敬、廉耻、和同，认为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世界上所有的人，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和而不同”，给出了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
讲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主持，他在总结时引用一位人类学家的观点指出，文明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文明内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化多样的国家。因此，能够用“和”的理念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宗教、文化、地域和利益的多样性关系，就是对人类解决文明冲突的巨大贡献。梁治平最后又说，本场讲座进行之时，适逢中国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可以发现，“开放”本身就是“改革”最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封闭的，跟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则向世界开放，向不同文明开放。开放的心态是学习的，善意的，积极的。这是一种立场，一种姿态，更是一种世界观。这种转变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总之，中国要继续发展，继续为人类和平做出贡献，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和而不同的理念要成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的重要思想观念，首先要能够被用来解决好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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