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打工：东北“社会人”秩序的建立
项飙教授在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召开学术会议 人类学家、牛津大学教授项飙在过去先后就他的家乡温州息息相关的北京城乡边界“浙江村”作为研究对象，其后在赴海外求学与工作时，又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则呈现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和《全球“猎身”》这两部著作，两项研究也都对人口流动与迁移展开了讨论。在《全球“猎身”》的序言里，项飙曾经提出，作为中国学者，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议题不仅仅是所谓的与自身身份密切相关的中国研究，而更应该像其他国家的人类学家一样，开展海外民族志的写作和研究。在12月20日晚于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举办的中国经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问题系列讲座上，项飙的关注点又落在了中国问题上，但与他之前一直关注的研究一样，这场题为《出国打工：商业化、行政化和“社会上的人”（Working Abroad: Commercial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the “Society People”）》的讲座，内容上同样是关于人口流动问题，并且关注的是中国劳工的海外务工之路。
这项研究最早于十年前展开，项飙通过在东北等地展开人类学调查，力图展示东北的所谓“社会上的人”是如何通过层层关系，最终以合法途径外出到海外打工的。在讲座一开始，项飙就这项研究的基本主题，和他此前的研究的一个主要脉络作了联系和区分。在项飙看来，讲座中提及的研究，着眼于“秩序”，而 “浙江村”研究更加重视“变化”，而从关注变化到关注秩序，项飙也试图厘清这种演变出现的原因。在他看来，从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经验出发的话，很容易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某种“失序”（disorder），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以及宏观视野下的阶层分化，与社会上“戾气”的盛行，似乎都在佐证这种失序。但反过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却又在走向一条正规化的道路，例如在购买火车票、飞机票时，购买手段是变得合乎规范了。项飙认为，这种规范秩序的达成，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治理手段的改进，例如电子技术的升级等。
从左至右分别为主持人汪晖、主讲人项飙和评议人应星
这种正规化或规范化所折射出的秩序，也在他所关注的出国打工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就项飙研究的中国东北地区来说，这些地方出国打工的人，大多数是初高中教育经历，年龄介乎22岁至45岁之间，其中尤以25至35岁的年轻人居多；其中六七成打工者来自东北农村地区，其余大部分来自东北二三线城市，仅有一小部分来自沈阳和长春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出国务工的东北人，往往会去到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而在2000年之后，出国务工在经过了出国流程的规范化之后，其合法性也得到了保障。换句话说，至少在他这项研究的调查访谈范围内，如今的出国打工现象绝大多数都是走合法渠道。
就出国打工问题，项飙提出了“社会上的人”，或“社会人”的概念。这一个称谓在百姓日常经验里，并不是什么褒义词，所谓社会上的人一说，意味着这类人没有正当职业，没有从属单位，遑论拥有房产或其他特征来表明其稳定性。这样的一个群体，对生活有较高期望，但其生活状态又呈现出“不稳定”的一面。这样一群不稳定的“社会人”，在西方近年来社会运动中的主力，但是中国的社会人相对安稳。就这种安稳，项飙也特别提到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方便”：网购和电子支付让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方便，而这种方便其实是作为悬置存在，它让人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继续其惯常行为，过上一种“无摩擦化”的生活。而这种对方便的依赖，背后又是民众对强有力的治理权力的信任，换句话说，方便程度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指标出现。
在项飙的调查对象里，东北的出国务工人员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这类社会人，他们无法进入到赋予其稳定身份的体制内，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他们需要在成为体制内人士之外另求他路，而出国打工则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道路，“能赚钱”成为了这些务工人员最大的目标。
在当下，已经正规化了的出国打工渠道需要通过层层关系，以一种项飙所说的“商业化”方式进行操作。一个东北“社会人”的出国打工之路，要经过身边的个人中介，找到本地区的相对有规模的中介，最后由具有合法执照、被称为“窗口”的中介公司与海外对接，并确定海外雇主，从而获得出国打工的机会。出国打工需要东北劳工向中介支付费用，按照项飙的调查和采访，有些窗口收取的费用可能高达六万块钱，包括两万块的押金。人们通常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出国机会的“商品化”，但在项飙看来，用“商业化”来定义借助中介窗口出国打工这一行为更加贴切，因为出国机会、签证、工作准证等等并没有变成有明确价格、在市场上可以自由广泛流动的物品；在出国打工中，中介是靠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劳务人员的关系、他们和海外中介及雇主的关系来赚钱，在不同的具体情景下争取最大化的利益。他们赚取的其实是租金而不是一般的利润。事实上，这些出国务工人员和中介窗口签订的也是“商业服务合同”而不是意味着劳动商品化的劳务合同。这种规范的商业化运作背后，也有着某种秩序意识的形成。比如窗口公司——哪怕自身也有在灰色地带游走——坚决反对非法移民，因为这将有利于上层中介对下层中介的控制，中介对出国人员的控制。而这些控制是利润的来源。
根据项飙的论述，这种规范的商业化出国务工流程，其形成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国在对外援建时，由中央到地方的工人征召与派遣。例如铁道工人到亚非拉兄弟国家的援建工作，这其中往往要经历中央部级单位、东北分管单位、具体的地级市主管单位再到具体工人这样一个流程进行征召。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这种行政式的链条转变为商业化的中介链条，原先处理这种事务的政府单位，经过改制被冠上了公司之名，成为拿合法执照的窗口单位。商业化链条继承了原先行政链条的社会关系。商业化不像商品化那样让社会关系瓦解分裂，相反，商业化更加注重的是对社会关系的利用。
从行政链到商业链的转变，也让东北“社会人”的出国打工之路生成为行政化的经过。事实上，在项飙接触到的案例中，对接业务的中介窗口，由于是从政府单位改制而成，办公方式其实也继承了公务员般的处事逻辑。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中介链条里，一种非国家机构的“拟行政”关系也随之形成。
在描述这种拟行政关系时，项飙认为这种出国打工的中介链条呈现为一种“有序列的合法性”。他举了一个“连保”的例子。例如在东北某个县中，正好有五个不相识的人都要去日本务工，而他们这五个人，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会经过中介公司的介绍形成小组的形式。一旦五人中有某人违反了当地的纪律或法律，或是从雇主那里逃走往别处务工，那么日本雇主会告知日本方面的中介公司，再由日本中介对接中国这边的窗口，窗口则会通知对接劳工的“腿儿”，由腿儿们通知小组的家庭成员，如果违纪者不这若干天之内回到雇主处继续务工，所有五人都会被遣送回乡。这样，违纪者的家庭就面临巨大压力，他们会给远在日本的劳务人员通话施加压力，督促回到雇主处。
正是这种拟行政关系，让劳工管控行为变得跨国化、社会化，而中介的行为也呈现出了政府行政部门化的控制方式。于此，项飙也提出了一个初步概念，即“行政化社会”。在他的描述中，行政化社会是要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以及印度学者查特吉的“政治社会”进行对话，尝试去描述既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也不同于像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
而关于商业化、行政化的出国打工之路，项飙也特别提到了劳工方的应对。通过层层中介的转移，国家形象在每一层中介那里都被用于同自身的合法性做联系，这也造成了国家形象在中介链条中不断的再生产。意图出国务工的人们一方面信任国家权力，但同样也担忧权力存在无法解决问题的可能。对于出国中介普遍存在的“灰色地带”操作，劳工们则认同且仅认同持有合法执照的中介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手段。而一旦发生外国中介的欺骗行为，劳工们的应对方案也是找政府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是签发本国中介窗口合法执照的权力机关，而如果当地政府无法应对或解决问题，他们会准备法律文档，但将其用于上访，并借助北京的中央权力，用以督促当地政府给予实质性的赔偿。换句话说，在面对高度商业化、行政化的出国打工中介链条时，劳工们采取的是某种机会主义立场，并仰仗对中央政府的强烈的道德预期。在项飙看来，这种强烈的道德预期，包括底层百姓对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许也需要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们共同考量，思考如何将这种老百姓的道德预期转化为某种语言乃至制度。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的应星教授首先根据项飙教授此前的研究，进行了一番梳理。他认为，项飙的研究从浙江村到全球“猎身”再到出国打工，首先会让他联想到博兰尼的《巨变》中提到的“钟摆”，但就中国当下的视角而言，像孙立平教授过去所期望的，由国家力量出发释放出原子化的个人，从而将中国社会引向来自西方的“市民社会”是否可能呢？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社会实情和西方理论在对接上的尴尬，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人”，无法起到西方历史上的社会力量那样的变革作用。应星也提到了项飙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即“流动”。在他看来，正是流动的过程会让原有的秩序和问题被抽出，从而让新的秩序的塑造得以可能，并对比了自己过去就水库移民所作的研究，认为流动是一个理解秩序的可行入口。
另外，应星也就人类学的演变和研究对象的局限问题作出点评。他梳理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中对远古文化的他者视角的关怀，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自己家乡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指出当前人类学界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的关注或许存在某种局限。应星认为，项飙所做的是某种“反家乡”的研究，而他在东北劳工问题中对中国研究的回归，其实是基于对世界和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在应星看来，研究对象的家乡化或非家乡化，其实都不如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感来得重要。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人类学或社会学在研究时，如果不能够跳脱出“社会”这一层局限，那么对于民族、政治问题理解就会受到限制。同时，他也呼应了项飙讲座中提到的“行政化”问题，他认为像西方那样，国家与公民或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并不常见，而中国的“社会人”熟练地操练着行政化的文化，或许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具有自身存在的逻辑。
项飙在回应中提到，市民社会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的一大关切，背后其实存在和一般百姓理解的差异。对于百姓来说，“社会”一词意味着无序、可怕和欺诈性，这和知识分子思考的理想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另外，以出国到日本打工为例，行政化社会内部会尝试完成自身秩序的规范化，劳工在去日本打工前，需要回答是否去过日本、是否有在日亲属、是否了解日本的某某社会事件等等问题，而只有全部回以否定答案，才有可能获得去日本打工的机会，这是因为不能让在日劳工有与当地NGO或社会组织产生联系的机会。当然，项飙也表示，他的观察是一个对民间“操作”的考察，并不是某种大制度的阐述，但他也关注，百姓的国家想象和对中央权力的道德预期，是否能够把政治议题带回到日常操作之中。
随后评议人应星还补充提问道，在项飙的讲座中，“社会人”的面目多少显得有点模糊。他所好奇的是，社会人作为流动人群，其基本心态在项飙做的浙江村研究时期，与本次讲座所研究的十年前的东北出国务工人员之间，是否有什么区别？项飙回应表示，今天的社会人，相比于之前存在一种“末班车”心理，每个个体都存在着焦虑的心态，而出国打工之所以成为一大选择，也是因为中介在送劳工出国方面，工作效率极高，能够很好地填补社会人个体的时间焦虑，让他们尽快赚到钱。这或许是他两项研究里，社会人在不同阶段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心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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