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1978—2018变革中的中国

西昌都市报 2018-12-21 08:14 大字

上图为深圳蛇口工业区一瞥（资料照片）；下图为广东自贸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蛇口片区（2015年2月26日摄）。据新华社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1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

——吴晓波

文/吴晓波

100年后，如果后人以抽象、简化后的数据来看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为之冠上“卓有成效”四字，想必不会有很多人质疑：

经济总量：

中国经济总量40年增加80倍，全球占比从1.8%上升至15%。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从2.3%增加到34%，增长贡献相当于美国（16.1%）和欧盟28国（16.6%）的总和，是当之无愧的经济拉动火车头。

人均GDP：

从381元人民币（折合为155美元）增加值5.39万元人民币（折合为8800美元），成为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

恩格尔系数：

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60%下降至29.33%，中国家庭的每月收入中，只有30%用于食品，而其余更多部分，则用于提高生活品质，满足对美好生活的欲望。

世界500强：

40年前，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有120家（中国大陆有109家）企业上榜，与美国的126家在伯仲之间。

汽车年产销量：

从10万辆增加到2900多万辆，从几乎没有私人汽车，到汽车成为中产家庭的标配。

企业家和工商阶层：

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从0增加至2700万家，此外还有6500万个体工商户。中国的企业家和工商阶层数量，加起来超过整个德国的总人口。

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5亿~3亿，几乎相当于日本加德国的人口总和，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群体。

从指数级增长的数据上，后来者一定能够看出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但数据也往往会被误解这一增长是由上而下有规划的产物，事实远非如此。

这40年中，世景变迁，幅度之大，让人恍若隔世。其间有诸多若毫入微的事与物，在当时理所当然，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反之，亦然。

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投机倒把”这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最严重的，在温州地区，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

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在茅盾小说《子夜》里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

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

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

当然，也包括了品牌。

苏泊尔的创始人苏增福，早年参军，也上山下乡当过知青，退伍后任农机厂供销员。在担任农机厂期间，他顶着被镇领导免职的风险，引进了一条压力锅生产线。有了生产线，没有品牌，只能作为沈阳双喜压力锅厂的代工厂。

直至民营企业被赋予与国有企业平等地位后，他在1994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苏泊尔，后来成为了中国炊具行业的领头羊。

2007年，苏泊尔将大部分股权出让给法国的塞博集团，回报是国际化的技术、管理和70亿资金，这笔钱被用于苏泊尔集团的转型升级，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一家拥有5个研发制造基地、产品销往40多个国家、市场份额全球排名第二的炊具研发制造商。

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之所以称之为“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的出现与民营经济的萌芽，本身即是一场意外，或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

但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自由的水流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

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

在改革开放至今为止的40年中，中国企业在绝大部分时间中成长于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充满意外的特性。

罗纳德·哈里·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2013年于102岁高寿谢世。

他在辞世前的最后四年所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而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无法以现有的理论解释。

对意外结果的疑问，事后并非不能通过复盘得到解答。

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得到今天的成果。那么，到底是做对了哪些事？在缺乏长期性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至少来自于四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创新。

四十年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在持续探索的方向，其间的稚嫩、反复及彷徨，构成了改革的所有戏剧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第二，是容忍非均衡。

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它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以及民营企业家对现行法律的突破。

（下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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