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 □张勇
自古以来，国人重义。于是，有羊角哀与左伯桃的动人故事，有八拜之交、刎颈之交、生死之交的情谊，有义薄云天、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美好。传统戏曲《除三害》里对周处劝善规过的时吉老汉、《锁麟囊》里扶危济困的薛湘灵、《秦香莲》里慷慨赴死的韩琪、《赵氏孤儿》里舍己为人的程婴……还有众多正史、野史里大义凛然的忠良豪杰，他们的故事代代相传、感人至深。
关公庙前有副名联“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义同天”，这位武圣人被后世朝拜，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义。关公之所以成为世人的千古偶像，就在于他的忠、义、信、智、仁、勇。相传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东征时关羽被俘，曹厚礼相待，拜关羽为偏将军，赐其一府第，即是春秋楼（因关羽夜读《春秋》而得名)。现河南许昌春秋楼有不少名联，如：“五夜何人能秉烛，九州无处不焚香”“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兵法读春秋，必有文事；官箴严月旦，作无神羞”……关羽言行如一，不事二主，肝胆相照，扶正祛邪，凭着这些高德懿行，关羽在世时赢得上下左右乃至政敌的敬重，罹难后便走进史册与小说，誉满华夏。
孔子曾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提出了“义利”的社会属性，为儒家的义利思想观念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在后世不断被发扬光大。《孟子·告子上》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诉我们在“生”与“义”、“利”与“义”的抉择中，应该舍“生”、舍“利”而取“义”。董仲舒提出“养心靠义”，“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
汉代荀巨伯从远方来探望生病的朋友，恰逢匈奴围攻这座城池。朋友对荀巨伯说：“我现在快死了，你赶快离开吧。”荀巨伯回答道：“我远道而来看你，你让我离开，让我背信弃义而求活命，这怎能是我荀巨伯所做的事？”贼兵闯进门，发现荀巨伯后说：“大军已到，全城之人皆逃避一空，你是什么样的人，竟敢独自留下来？”荀巨伯说：“朋友生了重病，我不忍心丢下他，宁愿用我的身躯替代朋友的性命。”匈奴人很震惊，相互商量说：“我们这些没有道义的人，却闯入了有道义的国家！”随后便率军撤回，全城人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全。
荀巨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他的朋友，这样的友谊，才是君子之交。义气，不会因富贵贫贱或生死祸福而改变；义气是为了正义之事主动替别人承担危险、甚至不惜舍弃自我、成全他人的气度，这也是“真”“诚”的一种体现。荀巨伯舍生取义的义举，不仅救了朋友的性命，更让敌军自惭而退，可见“义”以及道德的强大感化力量。
有人重义，就有人弃义。弃义者，必重利而背信。譬如吕布，能耐很大，可就是不“义”，对他好点，就可认其为父；一旦有更大利益诱惑，便弑其父，转而投之，后人赐其“三姓家奴”的称号。
当然，不义并非都需要指责，讲义也要看对象是谁，梁启超的“不义”就值得称道。袁世凯对梁启超有知遇之恩，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躲避缉捕，而被迫流亡日本。1912年，袁世凯主动邀请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回国参政，梁启超这才结束了多年的流亡生涯。1915年9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权力虽已达到了顶峰，但他并不满足，又开始觊觎皇帝的宝座。梁启超早就看出了袁世凯的野心，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复辟，就是叛国。”为了驳斥袁世凯的复辟图谋，梁启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袁世凯的复辟野心。得知消息后，袁世凯十分恐慌，急忙派人以“给梁父做寿礼”的名义送给梁启超二十万大洋，恳请梁启超高抬贵手，不要在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结果，梁启超严词拒绝了这一请求。对袁世凯来说，梁启超有点不够哥们“义气”；但对国家和人民来讲，梁启超敢于不讲情面、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值得尊敬和赞扬的。梁启超一生只忠于真理，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鼓与呼，这种民族大义之精神难能可贵，足以成为后世的楷模。
可以说，以义为先，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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