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已建成32个省级反诈中心 316个地市级反诈中心，大数据、互联网侦查成为主流手段；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取证是一大难点
12月5日，宁波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资金集中返还仪式上，受害人代表领取被骗资金。 黄盛剑/摄
近日，233名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至此，涉及20多个省区市的2000余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告破。
近年来，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公安机关打击诈骗的手段也在升级，大数据、互联网侦查已逐渐成为反诈骗的主流手段，在有的城市，民警从人工蹲守变运用大数据进行侦查，而且无需再跑到银行调取资金流水，就能调取案件资金流等相关数据，进行数据研判分析，工作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正如浙江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徐崭所说，“几年前办个案子可能要53天，现在花5到15天就能破案。”
各省市相继成立反诈中心，专门处理电信网络诈骗案。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32个省级、316个地市级反诈中心，技术手段今非昔比，互联网通讯设备、大数据甚至成了很多反诈中心的标配。
浙江金华
回访疑似受诈骗号码阻止受害人资金被骗
“您好，我是金华市反电信诈骗中心的，昨天下午有个疑似网络诈骗号码打过您的手机，想问下有没有泄露银行卡信息或者在微信支付宝转账？”浙江金华，走进金华市反电信诈骗中心，大厅里不时传来工作人员与受害人通话的声音。
据了解，金华市反诈中心的工作人员针对大数据监测到的疑似受诈骗号码逐一进行回访，类似的劝阻电话，他们每天要打上百个。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以及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5大银行也派专员入驻了反诈中心。警方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将涉案银行账户、电话推送给相关银行和运营商，对嫌疑人账号进行冻结，阻止受害人损失资金。
金华市反诈中心负责人李权介绍，目前网络诈骗占到整个通讯诈骗案件的七成。反诈中心利用大数据技术，根据众多受害人的行为特征等数据建立模型，符合这一模型的人，反诈中心将进行预警，比如给对方发送预警信息，给疑似受害人拨打电话。对于极有可能被骗的，警方将进行面对面劝阻。“尽量在资金损失之前，阻止受害人被骗”。
【成绩】金华市反诈中心成立以来，累计研判线索5200余条，破获百人以上规模案件8个，控制8个犯罪团伙嫌疑人共计1300多名。
广东深圳
限制“高危”银行卡功能整治倒卖银行卡乱象
深圳反诈中心主任王征途介绍，很多诈骗分子选择购买别人的银行卡获取转账和提现。因为本人开通自己的银行卡并售卖的行为目前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在法律空白和高额利润双重因素驱使下，很多人出售自己的银行卡，靠倒卖个人诚信牟利。
为了应对这一现象，深圳市反诈中心与深圳市银监局等进行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深圳地区建立了“污水池”（全称“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高危人员动态管控库”），所有登记地址不准、手机号码未实名的“高危”银行卡，都会被纳入“污水池”系统。深圳39家商业银行和14家外资银行将限制这些银行卡的网银、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和ATM自主服务功能，只保留其临柜功能，即所有业务都需要到银行柜台面对面办理。
深圳市的电话卡管理与银行卡类似，如果有人出售的本人电话卡涉及两宗以上案件，那么他在深圳只能开通限制在本地区使用的、只有语音通话功能的电话卡。
5年内，如果污水池中的人名下银行卡和电话卡没有涉案行为，就可以从污水池“脱身”。“被列入污水池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卖不出去，就没法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王征途说。
【成绩】目前，列入深圳“污水池”控制的银行账户共1535个，涉及嫌疑人数百名。“污水池”系统建立以来，在深圳开出的银行卡，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比例已经下降了80%，当地开出的电话卡涉案率也下降了40%。
浙江义乌
外卖赠送矿泉水瓶身贴反诈骗广告
浙江义乌在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方式上下足功课，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在反诈骗宣传上也颇有“电商”风格。
义乌电商从业者众多，据义乌公安统计，当地超过70%的通讯网络诈骗案发生在18至30岁的青年群体，其中超过55%的受害者有经常订外卖的习惯。
针对这一现象，义乌公安在10月下旬推出“反诈公益水”，联合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向本地订餐者免费发放。“公益水”的瓶身上，印有关于网购、网贷、刷单等11类反诈骗知识，包括“不随意点击他人发来的链接；不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发现被骗后第一时间报警”等。
美团外卖清溪站站长查朝阳专门给站内骑手们定了一个特殊的送餐要求。每位骑手将订餐和公益水送到顾客手中时，要向对方简要介绍“反诈公益水”的来由和瓶身上的反诈知识。“这种送餐方式意义很大，表示我们不仅是送餐者，还是反诈骗的宣传者，一分钟的解说，可能就防止了一个人被骗。”查朝阳说。
【成绩】从11月6日起，先期投入的400箱“反诈公益水”在5天时间内已经全部发放到消费者手中。
■焦点
第三方支付成反诈骗追查难点
“现在的诈骗分子在作案过程中，几乎100%会用到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刑侦民警焦程对第三方支付带来的追查难题深有体会。
焦程介绍，如今大部分诈骗案都超出了单一的银行卡对卡转账的形式，大部分嫌疑人都会采用微信、支付宝等各种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资金转移。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转账形成的不是银行卡到卡的记录，而是一个腾讯或阿里等企业的订单编号，警方要通过该订单编号再去查询相关的银行卡，进而联系银行冻结账号。
问题在于，这类数据涉及公民个人隐私，要让企业提供相关数据，警方需要办理复杂的手续，无法第一时间冻结相关银行卡阻止损失。
“而紧急止付的黄金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等跑完一圈办好手续，再向企业拿到数据，可能都过了半个月，受害人的钱早就被诈骗分子转移很多次了。”
焦程希望，未来能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涉案数据纳入到反诈中心，以便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涉案账户，阻止诈骗分子转移资金。
王征途的想法与焦程不谋而合，他建议第三方支付平台将数据适当向公安机关进行“开源”，比如采用企业派代表入驻公安机关的方式，通过警企合作，将双方的资源在反诈中心这个平台上进行交互，实现一定程度的数据共享，合作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同时，王征途认为，还要着重治理交易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这些泄露的公民信息是电信网络诈骗生存的土壤”。深圳警方曾在一个拨打骚扰电话的窝点发现海量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信息量不是以G为单位，而是以T（1024G）、以P（1024T）为单位”。
王征途说，这背后反映出互联网监管还不完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线下要承担的义务，在线上一样要承担”。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黄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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