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参与的学术之争虽然告一段落,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才刚刚拉起大幕。 刘歆:掀起经学今古文之争
□本报记者鲍青
在中国古代,经学一直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主体。从《隋书·经籍志》开始,目录学就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中经学是无可争议的首要之学。到清代乾隆年间,纪昀等人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经学为先的四部分类法趋于大成。
作为深刻影响政治、文化、思想、哲学各个方面的经学,其延续时间之长、笼罩领域之广、发生影响之大,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在经学内部,也存在着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
经学今古文的对峙,缘起于孔鲋“鲁壁”藏书,肇基于西汉末年大学者刘歆的出现。
在刘歆之前,占据西汉统治地位的是由秦末伏生所传、由隶书写就的《尚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到了汉景帝时期,虽然孔鲋藏书被发现,但天下学者已不认识这种奇怪的蝌蚪古文。学者孔安国经过研究探索,破解了绝大多数文字,却因遭巫蛊之祸而无法将古文经学发扬光大。
今文经学植根于现实思想、政治土壤,几乎垄断武帝后西汉时期意识领域。到了元帝之时,通晓今文经学的儒者往往身居高位,以今文《尚书》作为施政纲领。古文经学虽然声势相对较弱,但也流传不息。随着时间推移,古文学家对本学派屡受压抑的现状日益不满,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在此背景下,经学今古文之争一触即发。而刘歆的出现,为这场学术大争论揭开了序幕。
刘歆出身儒学世家,其父刘向是闻名天下的大学者。史载,汉成帝河平年间,皇帝令光禄大夫刘向领校秘书,对皇家藏书进行一番整理校雠。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校定之书既成,都由刘向写一篇介绍本书主要内容的叙录,一起随书奏上。刘向所写叙录最终单行录出后,汇编为《别录》。公元前6年,汉哀帝命刘歆继承父业,将新校本集中于天禄阁,综合编目成《七略》。
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古文经传。他认为今文经传因为焚书、禁挟之律而残缺不全,古文经传却保存较为完整,所以更加可靠。
刘歆细心对比,发现了令自己欣喜的结果。《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16篇；《逸礼》较高堂生所传《礼经》多39篇；《左传》较《公羊》《榖梁》“信而有征”。
刘歆于是抛弃了今文旧说,转而以古文经学为是。到哀帝建平时,“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进行讨论,诸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不支持刘歆的意见。
刘歆慑于众人压力,寻求丞相孔光支持,也遭到拒绝。于是,气愤交加的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严词责备他们。刘歆一面指斥他们“专己守缺、因陋就寡”,要么拘于繁琐的文字训诂,要么妄言灾异、滥解谶纬。今文经学者面对古文经学,不仅深闭固拒,不思变革,而且“党同门、妒道真”。
刘歆在驳斥今文经学之外,一再说明古文经传的可靠:“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刘歆因而主张“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
《移让太常博士书》因言辞激烈、语气恳切,激起了今文博士及权臣的深深怨恨。光禄大夫龚胜上疏深自罪责,请“乞骸骨罢”,这是用“以退为进”的策略来对抗刘歆。大司空师丹对古文经学也十分不满,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哀帝器重刘歆,一直以“欲广道术”为由帮他开脱。但刘歆单枪匹马面对群臣,无疑犯了众怒,政治上明显处于劣势。
今文博士对刘歆穷追猛打,大加嘲讪诽谤。刘歆无法在朝堂立足,只好请求外任,暂避锋芒。
这场争论,最终由权臣王莽政治干预,暂时平息。而刘歆也从此投靠王莽,和王莽的政治前途捆绑在一起。
刘歆参与的学术之争虽然告一段落,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才刚刚拉起大幕。
到东汉时期,今文学家李育虽喜欢刘歆文采,却也认为他“不得圣人深意”,因此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驳斥刘歆。但总体来说,过于依附政治的今文经学在东汉灭亡后,声势日渐衰退,渐渐落于古文经学下风。
但到了危机四伏的晚清,以今文经学为政治改革思想武器的潮流再度崛起。学者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证明“《左传》不传《春秋》”。他甚至指出,所谓《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伪造。而康有为则撰《新学伪经考》,对于《左传》攻击更甚,以为《左氏》乃刘歆故意割裂《国语》拼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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