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铜匠 江少宾
细雨潘军 作金银铜铁锡，铜在正中间，这个约定俗成的顺序奠定了铜的使用价值和经济地位。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牌楼还没人穿金戴银，但已经有了铜制的饰物与器皿。听大人说，齐奶奶家有一个永乐年间的铜盘，祖上传下来的，巴掌大小，盘底刻着两条龙，多少年了，龙须还看得一清二楚。那家伙值钱啊！值多少钱呢？我们都不知道，谁也没见过那个铜盘。我们只见过一次戴在脖子上的小铜锁。有一年正月，“杀猪佬”抱着孙子在村子里串门，孙子鼻子上拖着清鼻涕，脖子上晃着一把小铜锁，亮晶晶的，像一只小螃蟹，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我们都不喜欢“杀猪佬”，他常年杀猪，身上总有一股尿骚味，但我们都没有见过小铜锁，于是都忽略了他身上的味道。“杀猪佬”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他一面看人打麻将，一面抱着孙子在麻将桌边晃来晃去，不让我们伸手摸。
“杀猪佬”五十几岁就抱上了孙子，大家经常开他的玩笑。
那把螃蟹状的小铜锁从此成了牌楼人的谈资，见过的逢人就说，没见过的逢人就问，然后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议论。冬至大娘忍不住，杵着拐杖，拎着小脚，去问老憨，老憨边咳边说，铜锁啊？一个起码要三四百，死贵的——咳咳，咳，我的妈啊，咳死咯——你想打啊？没听讲谁能打啊……冬至大娘脸上堆着笑，拎着小脚，默默地退了出去。
老憨过去是游方铜匠，老伴离世之后，年纪大了，又患了咳疾，便心灰意冷地呆在牌楼。
铜匠按营业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店铺的游方铜匠，挑着一副担子，早晨出门，走街串巷，手持五块铜片串成的“铜串子”，到那烟火稠密处，手一抖，铜串子抖开了，一阵哗啦啦叮铃铃脆响；手再一抖，铜串子立马收成一叠铜片，那做派，仿佛唱戏的甩水袖一般，要多好看有多好看，要多舒展有多舒展。铜串子是游方铜匠的行当招牌，而那叮铃铃的铜串声，也算是铜匠行当的特色吆喝。听到那叮铃铃的铜串声，就有人循声探出头来，招呼着，“喂，换个脸盆吧！”或者，“喏，给铜瓢接个把咧！”一般来说，游方铜匠主要就是修修补补，碰到连阴雨，也会歇下来，打制一两件居家过日子的小器皿。老憨年轻时游遍了四方，自己挑着担子做铜匠，徒弟担着挑子做货郎。不是老憨刻意盘剥自己的徒弟，而是铜匠收入微薄，乡下人骨子里节俭，一年到头，并没有多少需要修修补补的活儿。迫于生计，有些游方铜匠干脆把副业变成了主业，一门心思做货郎。别看就是些油盐酱醋、针线头绳什么的，货郎做的是无本生意，而且送货上门，薄利多销，家家户户都需要。
老憨年轻时劳碌惯了，老了，闲不住，也不愿意坐吃山空，于是做了“补锅佬”。补锅佬就是补锅匠。牌楼出过多种营生，但一直没有专门补锅的匠人。老憨于是填了这个空，大到淘米洗脸的面盆，小到吃饭喝水的瓷缸，他能修的修，能补的补。小修小补的，又是隔壁邻居，老憨不好意思收钱，每次都是好一番拉扯，“我一个人，做么事呢？歇着也是歇着……”最后自然还是收了。也有眼疾手快的邻居直接把钱放在窗台上，老憨佯装没看见，咳咳咳，咳成一张大红脸。
老憨十六岁开始学徒，做了半个世纪的铜匠，盖了房子，结了婚，四个孩子也都扯成了大人。三个女儿都许了好人家，生活富足，家庭安稳，没让娘老子操过心。让老憨操碎心的，是宝贝疙瘩一样的老幺。老幺学了一年铜匠，不想学了，改学木匠，还没学出师，竟把师傅未成年的小香芋拐跑了。那还是一个媒婆操持婚姻的年代，这伤风败俗的举动，成了方圆数里妇孺皆知的丑闻。木匠抬不起头来，只好拿老憨撒气，威逼，找茬，要人。老憨忍气吞声，撂下铜匠担子，风雨无阻地出去找，哪能找到呢？人海茫茫，杳无音讯。老幺再回来的时候木已成舟，拖家带口了。当年那个粉嘟嘟的小香芋气球一样瘪了，成了一个满脸雀斑的小母亲。木匠死活不让女儿进门，老憨上门求情，木匠冷着脸，一声不吭。
或许是颠沛流离的生活磨砺了她的心性，也或许是不堪忍受乡亲们的闲言冷语，大半年之后，香芋用粉笔在门上写了一句话，“不要找我！就当我死了……”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牌楼。香芋的决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是彻底的消失，义无反顾，再也没有回来过。木匠没有追问女儿的下落，作为丈夫的老幺也没有出去找过，苦了那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每当日落，喉咙都要哭破了。“找什么找？老子真没事做！死了拉倒……”老幺没事人一样歇了下来，除了带孩子，几乎什么也不做。
老憨自己是个孤儿，心疼孙女，又拿儿子毫无办法，只好由着他去。家里只有两间卧室，堂屋还连着厨房，每个墙脚都堆满了杂物，各种各样的农具，一麻袋一麻袋的稻子，已经没有地方下脚。老幺的薄情寡恩，让老憨彻底寒了心，他不愿意整天和老幺大眼瞪小眼，便在厨房后面搭了一间柴屋，躲进去，眼不见为净。柴屋光线昏暗，只有巴掌大的一扇窗户透进一片光亮。老憨戴着老花镜，佝着腰，埋着头，控制不住地咳咳咳，修修补补。半明半昧间，老憨猛然抬头，就像一头刚刚复活的怪兽。
那间柴屋我们只进去过一次，潮气太重了，墙角渗水，铺着一层干稻草。柴屋里没有柴，地上堆着铁砧、手钳、铁锤、木槌，以及碎铜屑、破铜片之类的，还有许多待加工的半成品，最醒目的，还是那副抵在墙脚的铜匠担子。铜匠都很一副考究的担子，实际上就是两个长方形的木箱子，拣最好的木头找最好的木匠打的。前担的箱体上有两只长抽屉，里面放着工具和半成品的坯件；后面的担子上也有只长抽屉，下面是风箱，专供生炉子着火用的。这样的担子在铜匠行业中被称为“熟担子”，“熟铜匠”支起风箱，生起炭火，一字摆开模具，化铜浇铸，边加工边销售。“生铜匠”除了有一副“熟担子”，还有一副“生担子”。“生担子”就是两只竹箩筐，用来放置各种铜器和交换来的废铜，是小铜匠跟在师傅后面，走村串巷时用的。老憨的箱子已经褪色了，外面还捆着三四根竹青色的细藤条，有两根已经散掉了。老憨比“杀猪佬”大方，我们解开细藤条，翻箱倒柜，他既不阻止，也不恼，有时还会停下来，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介绍箱子里的工具，“这个是錾子，可见过？錾花的……”老憨爱用疑问句，又自问自答，慢条斯理、漫不经心的样子，很像我一生老好的祖父。或许，对于一个多年从事手工制作的艺人来说，时光本身就是悠然的，也唯其悠然，才能沉下心来，赋予手工打造的物品以感情，以灵性。
除了止不住咳咳咳，老憨干活时几乎一言不发。我们蹲在他前面，看着他左手夹着一块铁片，右手拎着一把小锤子，在一块黑色的铁砧上敲敲打打。敲，是铜匠入门的必修课，也是一个铜匠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落锤重，容易将铜打破，落锤轻，物件的形状就难以保证——对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考验着一个铜匠的技艺和水平。许是一通百通，民间艺人的手都很灵巧，老憨不仅会补锅、打铁，还会垒灶台，砌猪圈。垒灶台砌猪圈都是瓦匠活，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瓦匠活，尤其是烧柴火的土灶台，没有经验的瓦匠根本垒不出来。有一年蔡老三图省事，给分家单过的娘老子垒了一口土灶台，结果，一点火，浓烟往家里一个劲倒灌。灌了两天，娘老子受不了了，找老憨，老憨上上下下看了看，对蔡老三说，“你造的啊？还是你来吧——咳咳，咳咳——上去把烟囱拆掉……”蔡老三如法炮制，果然就顺畅了。
除了老憨这样的游方铜匠，还有一种是有店铺作坊的铜匠，他们和铁匠一样有自己的炉子，无论是加工铜烟壶、铜唢呐嘴，还是打造铜器具，都需要炉子熔化各种铜原料。破罡街上只有铁匠铺，没有铜匠铺。镇里和县城也没有铜匠铺。铜匠铺太铺张了，投资大，而需求量却很有限。有一年，我在上海城隍庙附近闲逛，无意间邂逅了霍强师傅的“铜作坊”。霍师傅是浙江丽水人，在外祖父的铜匠铺子里长大，耳濡目染的，便跟着外祖父做了一名铜匠。有铺子的铜匠收入高，经营有规模，打制的物件成批量，手艺好的铜匠还有固定的客户。城隍庙里好几家商户都认霍强的外祖父，外祖父年纪大了，不愿意挪窝，霍强便打着外祖父的旗号，另起炉灶，把自己的“铜作坊”开进了上海城隍庙。
提起外祖父，霍师傅有些伤感。外祖父做了一生的铜匠，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到了应该安享晚年时，却被肺癌夺走了生命。经年累月接触铜屑和铜灰，铜匠艺人到了晚年肺都不好，肺癌、肺心病、肺气肿，是这个行当的常见病。
铜器越大越值钱，但霍师傅却热衷于“小”，在他的铜作坊里，鱼、猪、羊、铜锁、铜壶、项链挂件、钥匙吊坠、仿古手环……琳琅满目的小挂件有的袖珍可爱，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高贵典雅。作坊后面就是操作间，四四方方的工作台上摆着几十种工具，大大小小的锤子、铁砧、刻刀、錾子……三个年轻的学徒在操作间里忙碌，一块毫不起眼的铜皮，放在炭火里烧软后再锤打、变硬，再放入炉中烧一遍，接着再锤。人在作坊里流连，那富有节奏、韵律和力量的敲打声就像一阵阵欢快的旋律，让人忍不住驻足，屏息，用心聆听。
铜匠工艺和铁匠很类似，只不过制铜是个细活，考验的是匠人錾花描朵的机心，巧夺天工的匠心，十几斤重的铁匠锤子是使不上的。一件铜器，要经过下料、折边、退火、定型、焊接、捶打成型、捶打抛光、包边等几十道工序。你能想到吗？打一个简单的铜火壶，至少需要七天时间，经过三十多道工序。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霍师傅坚持手工捶打，即使利润微薄，即使做一件铜器需要十天半个月左右。“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为了保证品质，也为了授徒，最关键的成型和抛光，他总要亲自动手。在他眼里，任何一件亲手打造的铜器都是有生命的“灵物”，而不仅仅是获取财富的手段。
那三个学徒，是霍师傅从老家请来的，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要根据营业收入发工资。年轻人不愿意学铜匠，老憨那种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游方铜匠，生存空间几近于无，更不可能再有了。
老憨是牌楼最后一个铜匠，也是最后一个“补锅佬”。他是哪一年走的？我记不确切了，只记得五婶说过，老憨临走前，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咳出了一大海碗血。“老幺都不沾边，怕传染，你讲可还是个人？可怜咯……”
我在霍师傅的作坊里买了一把小铜锁，亮晶晶的，像一只小螃蟹，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儿子戴着去了一趟夏令营，结果，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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