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顾问：卡托维兹大会能否再度谱写历史
秘书长办公室气候变化高级顾问张晓华在2015年12月的巴黎，世界见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诞生。在这一协定中，世界各国庄严承诺，要大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本世纪之内将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但是《巴黎协定》雄心勃勃的承诺并没有一套具体的规则来落实。一转眼，三年过去了，又逢一个12月，世界各国再次聚首波兰的卡托维兹，要在为期两周的会期内通过谈判来制定实施规则。卡托维兹会议能否取得突破、再次创造历史？带着这些问题，联合国新闻的黄莉玲采访了秘书长办公室2019年气候变化峰会筹备小组高级顾问张晓华。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记者：这次在波兰卡托维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制定规则，以便各个国家去执行在《巴黎协定》当中做出的承诺。那么这些规则究竟涉及什么样的内容呢？
张晓华：这些细则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每个国家要制定国家自主贡献，那么国家自主贡献里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要素。我们知道肯定有减缓，很多国家认为适应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认为资金和技术支持也应该是国家自主贡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怎么具体来定义这些内容，就是规则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他的两个环节，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国家自主贡献提交了之后，两年之后你怎么样来报告你的进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在《巴黎协定》下怎么样更好地利用这些规则，怎么样重新修订，这是第二个环节的规则。第三个环节的规则就是五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行动达到收尾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再来看这些行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我们离全球实现（升温）2度、尽力达到1.5度这个目标距离还有多远。根据这个距离，我们要促进各个成员国在下一阶段更好地提高目标。这叫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ing。《巴黎协定》只是定义了我们有这么一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到底怎么样来落实执行，实际上都是这次会议上需要通过的。所以说卡托维兹会议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这些规则你才能更好地去实施《巴黎协定》。
记者： 从现在来看谈判的难点是什么？
张晓华：它的难点体现在两个方面。应该说这也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CBDR（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怎么样在这些具体的规则里得到体现。因为我们知道《巴黎协定》其实也明确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基于共区原则，但是要考虑到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怎么样体现到规则里面去，比较重要的两点，第一个就是在国家自主贡献里面，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是不是应该作为NDC（国家自主贡献）的一部分，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再一个就是关于报告你的进展，在第二个环节报告你的进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叫透明度框架，现在有一个统一的透明度框架，但是又要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力的不同。到底怎么来体现？因为最早在公约下是采取两分法，发达国家有一些规则，发展中国家有一些相对宽松的规则，是两套不同的体系，那么现在需要把这个体系做成一个统一的透明度框架，但统一的透明度框架里面又要体现出这种能力的不同，因为毕竟能力的差距是很大的。那么怎么能够让大家都觉得这个规则是公平合理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资金的问题。我们知道有这个非常有名的100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目标从2009年提出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满足。那么马上我们就到了2020年，如何能够实现这个承诺，另一方面呢就是到2020年之后我们的资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巴黎协定》里边也做了一个规定，就是说这1000亿美元应该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么后续应该怎么办？现在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记者：这1000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就直接捐资给发展中国家吗？还是用其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张晓华：首先这1000亿到底是什么样的资金？在2009年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它是有明确的说法的，就是说不只是grant（赠款）。它实际上是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要筹集、动员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用于气候变化的资金达到1000亿美元。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的。当然正是因为这种混合呢，从技术上怎么样界定哪些资金属于这1000亿，哪些资金不属于，一直以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学。现在很多机构也在做一些这样的统计和分析，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边呢有一个关于资金的Standing Committee，实际上一直也在致力于制定一个这样的方法学，能够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个数额应该是多少，我们的缺口还有多少，怎么样来更好地去筹集。
记者：《巴黎协定》的实施是从2020年以后吗？
张晓华：不是。是从《巴黎协定》生效之后，是2016年11月份就生效了。
记者：那么《京都议定书》还在执行吗？
张晓华：对，《京都议定书》还在执行。
记者：这两个协议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张晓华：它们是并行的。《巴黎协定》是基于以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上一个更强有力的、更新的一个协议。整个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它们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京都议定书》有一个从2008年到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从2012年到2020年的第二承诺期。那么后续就是靠《巴黎协定》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巴黎协定》更多地不是采取一种绝对的准则来说谁要减排多少，更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一种激励的方式，推动每个国家做出更多的减排努力。而且现在从整个这种发展的角度来看呢，以前我们更多地强调气候变化是一个Burden Sharing （责任分担）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其实随着各种绿色技术的发展，绿色产业的发展，其实更多地转化成一种Opportunity Sharing （机会分享），就是说谁更早地进入到绿色产业，可能未来你的经济发展就更有可持续性，而你在全球竞争力上也会更强。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在逐渐地转化成这么一种方式，更好地来解决这种全球性的挑战。
记者：波兰卡特维兹会议的任务特别重，要制定这么多规则。在今年整个年度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之前的一些会议好像进展都不大。那么对于波兰的这次会议，您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您觉得这些规则都能够制定成功吗，还是说还会留下尾巴在将来继续再接着谈判？
张晓华：我相对来说是谨慎的乐观吧。应该说，确实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所有的“魔鬼”都在细节上。当然从规则制定上来说呢，应该说它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又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技术上来讲呢，留一些尾巴到下一个阶段来解决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关键问题就是一些重要的、大的规则要在卡托维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果。
记者：谈判在进行，一直在进行，我们的这个排放也是一直在进行，而且我们最近看到环境署的一个报告，就是说2014、15、16这三年，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2017年又增加了。那么我们要控温——到本世纪之内把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的这个目标、甚至要争取到1.5摄氏度的目标，您觉得乐观吗？
张晓华：我不是特别乐观。现在这个排放量——我们还没进入到一个下降的通道，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如果你不能逆转这种排放的趋势，实际上你很难有一个很乐观的态度。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确实现在有很多好的技术解决方案，尤其是这些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尤其是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发展，包括现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其实从技术上，从产业的发展来说，确实是非常可喜的，但是怎么样能够更好地逆转这个排放的趋势，还是需要一些政策去推动、去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特别重要的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比如说碳定价就是一个关键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在每个国家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改善。如果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能够更好的衔接起来，那么进入下降的通道可能就是指日可待的吧。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实际上目前累积的排放已经相当大了，从这个科学报告的角度来说，要达到1.5度，在2050年之后可能你就必须得考虑负减排的技术。
记者：各国政府明明都知道化石燃料非常不好，但是现在还在有补贴。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愿意取消补贴、不愿意向绿色的技术转型呢？
张晓华：从历史上我们来看，能源系统的转型相对来说都是缓慢的，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它往往会有这种锁定效应。比如说一个煤电站，一个炼油厂，你一旦投资进去了之后，可能就是未来三、四十年，它需要收回这个投资。然后可能会有大量的人员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些确实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就是要尽量避免未来的新增投资不要再锁定在这些传统的产业上去。这也是秘书长一直在推动的，其实这不是哪个产业的问题，我们要实现的整个发展的转型。
记者：美国对于《巴黎协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张晓华：美国应该说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应该是非常积极的，包括在《巴黎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包括中美达成一系列的联合声明。实际上对《巴黎协定》的达成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杭州G20峰会，中美合作推动了《巴黎协定》及早的生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届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就是要退出（《巴黎协定》），这跟当年《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不一样，当时实际上美国就没有核准过《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实际上是它退出了。从技术上来讲，它现在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退出，因为退出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的。一直要到2020年它才能够真正的退出，它现在还是《巴黎协定》谈判的成员国。我们知道联邦政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但是在省、州这个层面还是非常积极的，前段时间加州的州长布朗在旧金山搞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应该说非常成功地展示出美国其实有很多州都制定了有力度的目标，尤其是像加州2045年要实现零排放。在产业界也是很活跃的，比如像德克萨斯这种传统的油气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太阳能的一个大州。也就是说这种趋势确实不会简单地随着一个政治意愿的改变而被改变。当然大家也都还是期望在2020年之后，美国还能够再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记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中国的情况。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排放大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承诺是哪些，它又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张晓华：中国的2030年目标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承诺在2030年之前尽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这也就是说2030年之后，中国的温室气体要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承诺，因为坦率地讲，中国如果不达峰，世界的整个排放就很难达到峰值，实现逆转。再一个就是碳强度这个指标。中国提出来2020年ＧＤＰ的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到后来的（2030年）60-65%，也就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承诺碳排放和ＧＤＰ是要脱钩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中国承诺可再生能源要在整个能源的构成中，2020年应该是达到15%，2030年是达到20%。第四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就是森林碳汇，2030年的目标就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森林的蓄积量要提高45亿立方米。
记者：人类在应对艾滋病的问题上，在拯救臭氧层的问题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时候我也在想，在真正面对这种危及人类生存的挑战的时候，多边主义真的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张晓华：气候变化就是多边主义的一个试金石。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甚至比你说的艾滋病的问题和臭氧层的问题更具代表性而且影响更大，挑战性也更大。臭氧层的问题只涉及到一个产业的问题，但气候变化真是涉及到整个发展转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在联合国被作为一个优先议题。我认为在这样的问题上就是联合国应该发挥它的作用的地方。
以上是秘书长办公室2019年气候变化峰会筹备小组高级顾问张晓华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黄莉玲采访。
（原标题 卡托维兹大会能否再度谱写历史——专访秘书长办公室气候变化高级顾问张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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