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北京艾滋病犯集中关押监区：经济类、职务类犯罪比例增加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是北京市唯一一所集中关押传染病犯的监狱。艾滋病犯监区是这所监狱中最为特殊的监区,这里的服刑人员交织着吸毒、犯罪和诸多病症,监狱民警肩负着教育改造、看护治疗的职责,同时还时刻面临着可能的感染风险。
12月1日,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法制日报》记者来到这里,探访与艾滋病病毒日夜相伴的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李全成,27岁,从部队转业到柳林监狱刚满两年,却已是艾滋病监区颇受欢迎的民警。年轻、高知、热情,成为拉近他与这些艾滋病犯的“砝码”。不过,在教育改造艾滋病犯时,如何保持安全距离,李全成并非没有纠结。
因为经历过部队历练,李全成初到艾滋病监区时并没有太多不适。他对艾滋病犯没有任何歧视心理,也很愿意和他们聊天沟通。但他也逐渐了解到,病犯们很多都患有肝炎、梅毒、皮肤病等多种并发症,非常容易传染。正因如此,柳林监狱要求民警下监区都要佩带一次性口罩和手套。在一次下班教罪犯整理内务的过程中,为了把被子叠得像部队那么规整,手套明显有些碍事。李全成犹豫了一下,还是摘下手套。这个小小的举动,让艾滋病犯们颇为感动,对这个年轻民警又多了几分信任。
管理艾滋病犯不容易,李全成觉得自己“身兼数职”:既是教师,也是医生,还是看护,偶尔还需要充当爸妈的角色。“艾滋病犯很多都非常孤僻,他们的心声需要有人去倾听。”李全成说,除了每天几乎上百次出入监区送药、送水、出工、内务等等大大小小的常规事务外,他还得想方设法走进他们的内心。
班里有一名罪犯性格非常孤僻,谁都不理,还总在会见日跟家人抱怨狱友欺负他。李全成调查了一圈,发现这名罪犯所谓的被欺负都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家人更多的同情。于是,李全成主动走近他,整整4个月,只要班内组织活动就拽上他,只要有时间就去跟他聊天。起初,谈话完全是自说自话,换不来对方一点反应。但在李全成的执著下,这名罪犯最终还是打开了心扉,并主动找他谈话。
副监区长沈安强2009年就来到柳林,如今已近10个年头。谈到这10年来对艾滋病犯的管理,沈安强认为:“比过去好了很多。”
沈安强告诉记者,近年来,艾滋病犯监区关押人员结构有了明显变化,罪犯素质普遍较高,经济类、职务类犯罪比例增加,对管理和改造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布置工作要合法合理,奖惩要有理有据,谈话要让他们理解和接受,监狱为此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方法”。与此同时,对艾滋病犯的治疗也愈加规范,艾滋病监区成立至今,除了一人因拒绝治疗死亡,再没有因病去世的。
由于是病犯监狱,柳林监狱内设有一家医院,专门为在押的服刑人员进行治疗。郭涛就是清河医院传染科的一名医务民警,且对口治疗艾滋病犯。
郭涛介绍,艾滋病犯在确诊并被柳林监狱收押以后,医院会对其全面体检并对病情进行评估,然后针对每个人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平时的抗病毒药物都是由他开具长期医嘱,由护士配药,再由监区民警每天取药、发药,监督罪犯按时用药,保证罪犯进行不间断的抗病毒治疗。
31岁的郭涛,结婚不到1年。从2016年初到艾滋病监区后,他每周都要下监区巡诊两次,且随时准备入监区处理紧急发病情况。和监区其他民警一样,面对诊疗对象,郭涛也面临职业暴露的风险,“有次一名罪犯对我说,你说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那你怎么还戴手套?从那之后,我再做诊疗时就不再戴手套了,为的就是让他们对我们更加信任”。
无论是李全成、沈安强,还是郭涛,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周围人隐瞒了自己的工作性质,不敢和家人或是朋友直言要日日与艾滋病犯相处。他们坦言,周围人对这样的工作,恐怕还是很难接受。
对于每天都面对着感染风险的一线民警,柳林监狱相关负责人直言“心疼”,“对柳林的民警来说,他们与艾滋病犯在一起的时间比与媳妇、爹妈在一起的时间多得多,他们工作非常辛苦,还要长期面对感染风险。但对于这一民警集体,仍缺少足够的照顾和关爱,希望他们的付出能够更多地被理解”。
据了解,柳林监狱自2001年开始接收第一批艾滋病犯,目前在押20余人。秉承“在治疗中改造”的理念,柳林监狱不断完善管理手段和管理规范,并配合严格的医疗辅助,在帮助艾滋病服刑人员恢复身体机能的同时,安排适合他们的劳动和生活内容,使其重拾生活信心。同时,监狱对罪犯严格管理、严格教育,提升其身份意识,并通过日常制度、行为规范、自身修养等教育,促使他们改造转化、重新做人。
（原标题《监管与看护并行治疗与改造相伴 探访北京艾滋病犯集中关押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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