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同庆：敕勒川的知青岁月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一首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今天成为许多儿童的启蒙诗歌。孩童读起，朗朗上口，只一味记住诗里辽旷之境，若是换了“敕勒川青年”读起，难免勾起百转千回的情绪。
上世纪60年代末，为了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知识青年投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北京四中的学生冯同庆就是其中一位。奔赴内蒙古敕勒川之前，他和同学们有对北京的不舍，但更多的是雄心壮志。他们纯粹地想：上山下乡，不只是改变自己，更是为了改变中国，甚至要改变世界！
抵达敕勒川后，他们发现这里果如预期中的“落后”，土地不积肥、也不种植蔬菜、不把猪关在圈里饲养……“敕勒川青年”们挽起袖管，准备按照他们的农学知识对这片土地来一番改头换面的大改造。然而，他们的努力往往换来的是农民的不解与疑惑。
不仅如此，国家要求上缴粮食，农民们私底下多分一些，积储着以待来年。坚持原则的知青们主张应当把粮食如数上缴，一些地区还为此出现了知青告发存蓄私粮的农民，乡亲与知青关系一度紧张。
今年，适逢插队50周年，现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的冯同庆根据亲身经历，以小说体例创作《敕勒川年华》，记述京城游子、敕勒少年的青春故事。乡亲与知青，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文革”结束后的知青返城潮酿成的各种悲剧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长久以来，面对这段经历形成的“青春无悔”与“青春有悔”两大对立阵营，他们的争论应当怎样来看？近期，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冯同庆。
冯同庆，1968-1973年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后善岱大队务农，作为知青代表，曾担任旗团委委员、旗革委会委员，呼和浩特市团委委员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一个核心问题：“知青与乡亲，到底该是啥关系呢？”您自己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冯同庆：我们当时就像一个京城的游子，不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变成了一个敕勒少年。现在来看，在那儿找到了“第二故乡”，对这个地方的感情胜于祖籍的原乡。我回城以后，又去过敕勒川不下十次，而我自己祖籍山西汾阳，我只回去过两次。现在有种诗意的说法，“你度过青春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我挺同意的，我们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那儿。所以我们和老乡的关系，就是我们去了又走了，他们迎来你了，又把你送走了，这像是一个故人和家乡的关系。
我们离开那里40多年了，到今天都还有很多老乡家里，留着我们当年的照片。我们现在回去，一些老乡看到我们还能直呼其名，不会叫错，甚至连我们的外号都记得。每每回到敕勒川，都会感受到一种温暖，看到他们生活情况变得越来越好，也是真的高兴，过去我们那么努力，都吃不饱饭，像黄米炸糕这种细粮，等过节了才能吃，现在天天可以吃。现在，有时候他们在家里出现问题了，也会打电话请我们帮忙，问我们怎么办，就像亲人一样，这种来往从来没断过。
澎湃新闻：到当地以后学到了什么？和老乡之间有冲突吗？
冯同庆：当时我们接受的教育，觉得生命要和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想利用我们的知识，帮他们做事。但是，时间长了就发现，我们眼中以为的“落后”，比如土地耕作不精细、不积肥、猪不圈养，其实是有原因的，他们历史上就地多，才会这么做。我们有个同学说“凡是跟农业相关的问题，农民说的一定比你有道理”，这话当然有点绝对，但是总体来说，农民在那个地方生活，他们更加清楚明白。
另一件事是那时候交公粮，如果按政策来说，都交了，第二年春天肯定要饿肚子。我们当时觉得政策不能违背，我们不能多分、私分，不过农民要多分、私分，我们也体谅他们，不去告发。结果我们知青第二年就开始挨饿，就倒逼着我们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因为这个还打了一个老乡，因为农民不放心，还是担心我们会去告发，散布言论说要小心知青，其实是很个别人的说法。我当时是大队的副主任，听到后就很不高兴，觉得我们诚心诚意，你们还这么怀疑我们？所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个富农背着粮食，就把他拦下来，打了他。结果人家没跟我计较，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从北京来的孩子都是好孩子。我后来反思这段历史，就明白我们真的没有权利打人家，我一直很自责，想跟他道歉，却再没有找到他。
知青和乡亲之间，不光是说我们北京孩子去那完成使命，实际是反过来，农民用当地的、本真的生活来慢慢启发你，让你明白了农村的实情，联想到真实的国情是什么样子。你客观上就是接受了很多很多敕勒川老乡的恩惠，可以说我不仅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也是敕勒川的学生。
澎湃新闻：之前有不少反映知青返城的作品，例如叶辛的《孽债》，知青和乡亲产生各种遗留问题是普遍现象吗？您在写作过程中对这方面的素材怎么考虑？
冯同庆：我印象中我过去看的这类文学作品，发生在南方的比较多，我不否认它们虽然是文学作品，却是真实的写照。但我所在的敕勒川，情况非常不同，我所知当时有一位女知青，她嫁给了当地的男孩，后来大家慢慢走了以后，她有不平衡，发生了命案，并不是老乡欺侮她。还有周围的插友，父辈莫须有的罪名，连累他们三年、五年还走不了，熬到八年、十年，就娶了当地女孩子，和当地人一起过，在这里算有了根。“文革”结束后，事情大反转，文化差异太大了，就分开了，分得非常体面。也有知青与老乡结合，后来一起创业的，现在也过得非常好。还有“露水夫妻”的，后来彼此醒悟了，福利补偿，好合好散。各种情况都是有的，就我所知，闹得不可收拾的，很有限。我后来觉得，这是和草原上的风俗有关系，他们对土地、人抱有更多的温情，包括男女间的关系。如果从历史上看，经常会觉得他们很“乱”，翻阅古籍，经常会看到记述古代时候草原上性病很流行。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总体感觉是他们比较随意，异性间打情骂俏、耳鬓厮磨很普遍。但在性关系上，男男女女间还是很节制，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听说谁得了性病。至于我们，在北京读的是男校，都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交往，到那以后，这也是一种启蒙。
澎湃新闻：书中很多地方都提及歌曲，甚至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歌曲。你们在草原上最主要的休闲生活就是唱歌吗？还有其他什么文艺活动？
冯同庆：其实我个人没有文艺特长，我们到农区生活一段后，开始接触那些内蒙所特有的东西。回城后，有些内蒙元素的歌会非常爱听，像腾格尔、德德玛、布仁巴雅尔，这些歌手唱的歌，都会听很多遍，对《敕勒歌》也有了新的感悟、情感。听这些歌的时候，会想到记忆中那些很有趣的地方，会想到那时候内蒙的一些老人，他们虽然没文化，但会给我们念叨那些乡村俏皮话、民谣，让人觉得农村生活不只是土地劳作，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我们在草原上也有读书的，一些文艺青年弄好多书来读。但是像我，小学当了大队主席，到中学后是团支部书记，所以对毛泽东经典很熟，但是其它书看得少。不过那些书里，有两部小说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杰克·伦敦写的《马丁·伊登》，另一个是伏尼契的《牛虻》，我内心里很喜欢这样的硬汉故事，他们可以为了事业、感情出生入死，可能契合我内在的性格，可是在当时的氛围下，常常是被湮没的。
《敕勒川年华》书封
澎湃新闻：关于上山下乡的经历，一直以来“青春无悔”和“青春有悔”两派吵得很凶，您怎么看待这场争论？您支持哪边？
冯同庆：这个问题好像争论了很多年，但是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我不太关心。当时我感觉想不清这件事，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去做判断。这几年，我去写小说，慢慢想明白一些事，我认为“青春有悔”和“青春无悔”这个讨论在前提上就有问题，就是这些讨论者误以为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青春。当时知青下乡是响应政治号召，服从上面的安排，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视角看，它其实是一种就业行为，你从学校走出，走进社会，找到一个地方就业。通常，就业是市场行为，就业者和接纳你的单位之间可以双向自主选择，达成合约、签订契约，但在那时，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行为，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比如你上山下乡要去山西还是去内蒙，但是上山下乡这个大前提是你无法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延续原来的思维去争论，意义不大。如果是双向自主选择，你付出的时间、精力和你的回报，存在值不值的问题，值就“无悔”，不值就“有悔”，但计划机制里，不存在这种算计，或者说你算计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你都要去付出。
不过，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悔”、“无悔”的争论和个人体验有关。那些说“无悔”的，他们可能就像20世纪末国企改革下岗的老工人。当年国企的弊端大家也都知道，但是老工人下岗后，还是难免怀念。他怀念的不是那个错误的机制，而是怀念自己在那段青春里学会了技术、过着稳定的生活，下岗了，没工资了，那么我想想当年高兴的生活，难道这样都不行吗？其实，也有老工人对原来的体制是有悔的，改制后跳脱了原来的体制，自主择业了，反而有了发展，还有创业的、致富的，尽管是少数。这是一些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自我守护、自我认同的尊严感，所以“有悔”和“无悔”，其实彼此都不要苛求。
我也还需要说，上山下乡客观上说这是一个“灾难”。十年里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大家有目共睹。说“无悔”的人，多数也不会认为“文革”有多好，他怀念的是那段时光，每个人的体验也不同。很多参与讨论的人会习惯把个体体验和政治背景连在一起，认为你说“青春无悔”，就是拥护当时的政策背景，反之就是政治正确，要转变这样的思维，其实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搅和在一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大家也懂了，同一种现象，观念、体验都会不同，你可以不赞同，但你最好不要指责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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