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沈坚：中国学者如何研究美国史和法国史
2018年11月1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2018年学术年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之“当代中国史学四十年名家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许宏、严耀中、杨国强、孙江等学者，皆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作了阐述。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和浙江大学沈坚教授分别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史研究和法国史研究作了回顾和反思。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择其精要，以飨读者。
讲座现场
四十年来的美国史研究
李剑鸣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美国史研究四十年：一种个人化的学术反思”。在报告的开始，李剑鸣教授便表示，他是以一个亲历者的主观视角，来回顾近四十年的美国史研究。
李剑鸣首先提到了四十年间几个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分别是1978年通过高考上大学，1982年在高校任教，1986年到南开大学求学，1996年首次赴美访学，1998年参与学术规范的讨论，2005年引进数据库以及2018年开始关注“大数据时代”。他进而将这四十年分成三个阶段。从1987年到1995年，是他研究工作的起步阶段。他于1987年发表了第一篇美国史研究的文章。这期间国内能看到的美国史一手资料几乎为零，因此他只能基于有限的二三手资料，重新编排已有的知识，一方面填补国内的空白，另一方面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力图纠正国内学界关于美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叙事。从1996年到2005年为第二阶段，随着出国访学机会的增多以及获得原始资料愈发便利，李剑鸣开始关注美国史学界的研究动向，在研究中使用一手史料，并强调用“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史。2005年至今是第三阶段，随着数据库的引入，大量的一手史料得以呈现，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空前的便利，对具体课题的讨论得到深入和细化。李剑鸣感叹，他这一代人毕竟受到“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局限，回过头来看自己早年的研究，不免有钱钟书所说的“悔其少作”、“壮悔滋深”之感。但他认为这是整个学科的水平所决定的，并非个人不够努力。
李剑鸣
李剑鸣随后以他历年指导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题目为切入点，介绍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2002年他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题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作者在梳理美国早期的土地法令、国会关于土地立法的辩论等资料之后，发现原先国内对于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理解存在不少错漏和误解，于是他对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做了“纠偏”的工作。这篇论文在当时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但其实美国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早就有深入的研究，只是不为国内学者所关注。到了2018年，李剑鸣指导的一个博士生写了题为《战俘叙事与早期美利坚人身份意识的演变（1675-1830）》的博士论文，所使用的史料是在历次战争（与印第安人的战争、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等）中被俘的俘虏们所写的战俘叙事，作者对这些叙事的文本、语境加以考辨，并做出学理性阐释，探讨了早期美国人身份意识的演变。李剑鸣认为这篇论文题目具体、完全基于一手材料，解释框架富有新意，即便比照美国同行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预流”。这也意味着，年轻学者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有了明显的提升。
李剑鸣接着谈到，在中国研究美国史的核心动力是什么。他认为是“当下关切”，也就是了解美国，借鉴美国的经验，进而有益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但李剑鸣也感到，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说美国已经衰落，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还需要关注美国的经验吗？如果主流意见觉得不再需要，那么在中国从事美国研究意义究竟何在？除了现实关怀，学术本身也有其意义。在中国开展美国史研究，最初是为了填补国内的知识空白，接着是要和国际学术对话，现在有人觉得要争取话语权，取得更大的发言权。
虽然四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首先是“同质化”带来的困惑：现在国内学界强调和美国学者对话，并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向美国史学界看齐，但即便如此，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还是常常滞后于美国同行，难以做到言人所未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究竟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什么时候中国学者的美国史论著，能够像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高居中国学者的书架之上那样，出现在美国同行的书架上？其次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是应该立足于汉语写作，还是力争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敏感学者的身份焦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究竟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还是美国史学的补充？
李剑鸣强调，未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如何，或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如何应对美国学术的引领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第二是如何克服文化理解的困难，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和美国相去甚远，许多表面相似的问题，其实内涵截然不同，中国学者能否深入到美国的语境中去理解美国，就成为提高研究水平的一个关键；第三是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波动带来的制约，因为中美两国的友好或交恶对美国史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李剑鸣最后表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希望在于年轻一代：他们受过更完整的学术训练，语言能力也远远强于上一代，并且有更好的相关学科知识的积累，希望他们能够在学问上臻于更高的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国史研究回顾
在李剑鸣教授之后，沈坚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四十年——中国人的法兰西情节》的报告。沈坚回忆道，在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副院长，金庸对法国历史格外有兴趣，时常用法文和他讨论法国历史。“中国的文化人对于法国，似乎普遍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沈坚
中国人对法国的系统性了解，始于清末。到了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法国的变革和革命就成了理解中国历史重要的参照物。在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缘故，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与法国关系密切，比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空想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等等，无一不与法国息息相关。但是，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史，也没有任何学者自称为法国史专家。
沈坚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于法国史的研究概况，如被誉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开拓者”的沈炼之先生，曾留学法国，1941年出版了《法国大革命讲话》。但解放后主要研究和教学都在世界近代史和国际共运史，直到中法建交以后，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他才翻译了瑟诺博斯的《法国史》。而北京大学的杨人楩先生早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曾以法国史为业，回国后也曾翻译俄国和法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解放后却也主要从事世界史的研究而不再专做法国史。
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沈炼之先生的领导下，1978年10月，七万字的《法国简史》出版，这意味着专门化的法国史研究开始出现。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国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化，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法语成为必要的工作语言。一批优秀的通史类著作开始出现，如沈炼之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吕一民编写的《法国通史》、陈文海编写的《法国史》等等。与此同时，断代史也开始出现，如王令愉的《法国大革命史》、孙娴的《第二共和国史》、郭华榕的《第二帝国史》、沈炼之和楼均信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沈坚的《当代法国》等等。其次，在一些热点问题的研究上，也愈发深入，如法国大革命分期问题，不同人物和派别的评价问题。对大革命的研究也逐渐向前和向后延伸，向前更注重大革命以前旧制度的研究，向后则关注大革命带来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沈坚特别提到，在法国史研究专门化的过程中，有个有趣的现象，乃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从知网搜索的情况来看，巴黎公社相关的论文层出不穷，且热度长盛不衰，但专门的法国史研究者却很少涉足，绝大多数巴黎公社主题的文章都是政治性和国际共运方面的，这些文章极少有法语和英语的参考文献，且注释极少。
沈坚也对国内法国史研究的地域性作了介绍，他指出不同地区的法国史研究侧重亦有所不同，如东北地区比较集中于中世纪，北京和上海则是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镇，同时也关注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杭州则集中于第三共和国等。但沈坚也指出，近年来，这一版图有所变化。具体说来，北京依旧是法国史研究的重镇，尤其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而杭州则有目前国内最集中的法国史研究团队，尤其以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代表。广州的中山大学和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是法国史研究的重镇，近年来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也有崛起之势。
与法国的史学同行相比，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有不同的学术热点和不同的学术视野。例如，中国的法国史研究中，政治思想史依然占很大比重，热点问题也依然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及其相关问题，托克维尔的相关著作也是畅销不衰。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托克维尔研究，已经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中国的法国史学界非常重视引进和介绍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内容和方法。第一阶段的开创者是张芝联先生，对年鉴学派做了总体的介绍；第二阶段则是区分年鉴学派的发展阶段，深入介绍年鉴学派的重要任务、著作和理论；第三阶段是对法国21世纪史学发展趋势的介绍和研究。目前中国的法国史学者和法国同行们的对话也越来越多，但沈坚表示，这种对话也有不平等性，表现在法国同行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本身兴趣不大，却更加关注中国学者对于法国史若干问题的视角和看法。
沈坚指出，与法国学者受制于意识形态影响相比，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者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法国历史的人和事。例如对于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法国的主流民意还是把他们看为专制者，践踏了民主，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则可以更加没有障碍地强调两位拿破仑任期内对经济发展及殖民事业的促进作用。又如对贝当的评价，中国学者在书写一战历史的时候，可以毫无障碍地指出贝当在一战中对法国的贡献，但这在法国是很大的忌讳，前些日子马克龙在一战结束纪念日时提到应客观评价贝当在一战中的表现，立马遭到了法国国内各路媒体的口诛笔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讲座现场
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一样，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是研究队伍的缺乏，“全中国做法国史的学者，还没有巴黎第一大学一个学校的（学者）数量多”；第二是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依然较大，还是以弥补国内的空白为主，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依然不多见，没有形成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学派；第三是缺乏活跃的学术批评，“做世界史的不像做中国史的，普遍比较相对主义，不大会觉得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但也因此导致学术批评的匮乏，文章发出去去没有反馈没有评论，也就没有进步”；第四是仍旧有许多空白和短板，如法国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七月王朝和复辟王朝、第四共和国等等；最后，沈坚提到，在国家需要处理和法国的外交问题时，极少咨询学界意见，基本都是在外交部和智库层面解决，这说明中国的法国史研究缺乏现实关怀，难以对现实层面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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