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三代的食管癌研究路：“中国人的疾病”与不回家的科学家
高社干。 澎湃新闻记者 张蓓 图
司机郭师傅在同一家医院的车队里开了42年车。直到今年11月，微信公号“知识分子”发布《科学家的司机》一文，他第一次成了“话题人物”。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郭师傅俨然“半个食管癌专家”，这样的反差让不少网友对背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科研团队，亲切可感的科学家形象充满好奇。
紧跟着，从事近二十年食管癌研究的高社干也“火”了。作为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食管癌研究团队的“掌舵人”，高社干也是郭师傅口中“发现口腔细菌PG是食管癌一大诱因”的大专家。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时常“忙得回不了家”的高社干还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由于每晚九点十点以后他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几次采访都安排在夜晚进行。高社干早已习惯了几乎每晚做科研到凌晨两点，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经常下乡、出差的生活。
和他一样在“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的日子里坚持着的，还有高社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已是花甲之年的王立东。
1995年至今，王立东先后和五万三千多名学生、志愿者，跑遍了全国所有食管癌高发区，足迹遍布4000多个乡镇，12万个村庄，挨家挨户找病患、做调研，建成了难以复制的大数据库及生物样本库。
带领王立东走上抗击食管癌道路的，是我国最早一批研究食管癌专家裘宋良、沈琼。用王立东的话说，他们师徒三代坚持六十余年的科研时光，几乎串起了我国食管癌研究的整部历史。
“世界食管癌患者三分之二在中国。”依然严峻的现状是中国学者共同面对的挑战：“如果中国自己不做，食管癌领域的研究将停滞不前。”
高社干的研究生在做实验。 澎湃新闻记者 张蓓 图
一、“不回家”的科学家
洛阳初冬的街道，金黄的梧桐叶随冷风飘落。
11月13日，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作为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任河南科技大学校医学院院长的高社干，刚结束了上午两场在学校的会议，简单解决午饭后，他准备开车去医院。两地之间约有二十分钟的车程，他每天至少要跑一个来回。
车内副驾驶位上放着些杂物，高社干有些不好意地解释“这几天太忙”。他指了指其中一个塑料袋，说这是随身带的换洗衣物，大前天晚上，他从深圳出差回到洛阳，还没来得及回趟家。
这个学生眼里“工作起来雷厉风行”的师长，样子却是十分亲和。高社干个子不高，体型微胖肚腩微凸，脸上常带笑意。不说话的时候，疲惫感会突然从他眼角的皱纹里“溢”出来。
一谈起自己的食管癌研究，高社干表情瞬时生动起来。他说，自己现在有一百多人的团队，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装备，但目前可以说主要围绕着一个细菌在做研究。
在他看来，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以其2016年发表在《Infectious Agents and Cancer》杂志上的论文为基础。这一文章首次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PG）可能是食管鳞癌的一个危险因素，并提出，初步研究证明，根除这种常见的口腔病原体，可能有助于减少食管癌的发病率。“这是一切的开始”，高社干说。
高社干认为，这对于食管癌治疗和预防研究可能带来进展，比如，应用抗细菌策略可能防止食管癌进展。这一成果同样被外界看好，被看作食管癌研究的一大突破，高社干的老师，食管癌专家王立东也认可，“他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成果来自一次“灵光乍现”。
时间追溯到论文发表的两年前。当时已经是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的高社干，受邀参加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的年会。
那并非高社干第一次参加类似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他还记得，当时受邀的国内专家并不多，正是在这趟行程中，他听到了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口腔科专家所做的讲座。
高社干回忆，台上的口腔科专家介绍道，实验表明，牙龈卟啉单胞菌作为牙周病的主要诱发细菌，不止存在于口腔中，还在胃、血液甚至大脑中被检测到。
就是这一句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话，让高社干一激灵，他联想到，“人每天产生大量唾液，大多都进入消化道，会经过口腔、食管、胃等，那这个细菌会不会可能和食管癌有关系？”高社干没放过这个想法，带着这一话题，他与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口腔科的专家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双方都对此感兴趣，并建立了合作关系。
回国后，高社干集结团队，开启求证之路。下乡调研，研究分析……花了两年时间，得出并最终发表了上述结论。
“这个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虽然不大，但多了看世界的视角。”高社干措辞谦逊，他认为这是自己运气好。
司机郭师傅自诩对高社干的工作状态“再了解不过”。他举了个例子，一些会议活动常在郑州举行，高社干为此常去出差，“哪怕回到洛阳当晚是晚上十点十一点，他从没直接回过家，都是先到医院，到病房转转，回办公室，再继续处理工作，夜间搞科研”。
一般的工作日，早七点起床，投入工作，白天处理医院、学校各项事务，在老师、医生等各个角色中“无缝”切换，晚间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一直到凌晨两三点。这是高社干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作息习惯。
位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院15楼走廊尽头的办公室，见证了高社干每一个投入工作的深夜。医院大楼由一家经营不善的酒店改建，高社干的办公室里因此有独立卫生间。除此之外，一张单人床，简单的被褥，摆满科研报告、学术专著的书桌，几张简易座椅，不到二十平米的空间看起来满满当当。
每晚九点十点后终于“清净下来”，这对高社干来说是难得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会坐在办公室电脑桌前，开始处理白天没来得及回复的信息、邮件，和远在美国、隔着时差的合作团队线上交流。
生于1968年的高社干在如今的食管癌研究“大拿”中算是年轻力量，但其实他也早已步入中年。每天中午午休一小时，成了如今必要的精神补充方法。
除去案头工作，科研最重要的是“到现场去”。这句话由老师王立东教给高社干，他一直牢记于心。
以高社干团队的食管癌研究为例，为了求证牙龈卟啉单胞菌与食管癌的关系，高社干记不清共多少次下乡调研。期间也并非一帆风顺。
“最开始，怕被误会是传销”，高社干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他回忆，为了避免误会，都要提前联系好当地的村长村支书，让他们明白我们来做啥研究，准备干啥。
高社干所用的一套“话术”，旁听了很多次的司机郭师傅都能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我们来做食管癌研究，之前运气好发现了一种细菌可能是一个致病原因，我们想要弄清究竟是咋回事，再回馈到老百姓中，可能将来就可以率先从咱这开始预防”。
事实上，这段话也道出了高社干隐隐的焦虑。他认为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将成果回馈给人，然而目前看来，他的研究成果距离运用到实际诊断、防治，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研究生苏玲在10月份刚从食管癌典型高发区林州市某个村子回来，她说，目前团队在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每次去一个食管癌高发区，村民自愿来接受义诊，团队会对其抽血、提取牙龈口腔组织，再送到实验室化验分析。
高社干则透露，透过牙龈卟啉单胞菌（PG）与食管癌关系的这个窗口，团队正在进行更多角度的研究，应当很快会有新成果发表。
工作任务重、时间长，家人“被迫”习惯了高社干的状态，过往很长时间里他每周都难跟孩子们见几面。他说，自己也尝试过调整，要求自己尽量每天中午回趟家。“现在还好些了，至少能跟孩子说上几句话”，他语气流露出几分无奈。
如此“拼命”，一方面出于热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肩上的责任“重担”。
肿瘤内科走廊尽头是高社干的办公室。 澎湃新闻记者 张蓓 图
二、师徒三代
“食管癌是中国人的疾病。”高社干对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说的这句话记忆犹新。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王立东，是高社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据他介绍，中国的食管癌发病率高，加之人口基数大，可以说，世界食管癌患者三分之二在中国，中国的食管癌患者，三分之二在河南、河北和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地区。
在食管癌研究领域，几乎国内专家都有共识：“如果中国自己不做，食管癌领域的研究将停滞不前”。
王立东回忆，他由导师领上食管癌研究路，到如今已在这一领域奋斗了30余年，加上自己培养的包括高社干在内的近300名研究生，师徒三代，六十余年坚持研究的时光，几乎串起了我国食管癌研究的整部历史。
回顾我国的食管癌研究历史，一批批科研人员都致力于探讨食管癌的发病机制和其早期诊断及防治方法。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因极高的食管癌发病率备受关注的，是地处太行山区的小县城——河南林县（现林州市）。当地是有名的“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和“食管不通”。
据公开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赵平在口述中回忆道，1957年，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谈到，林县每三个男人或五个女人中就有一人死于食管癌，甚至发生同一村几户人家同日出殡的悲惨场景，可谓“万户萧疏鬼唱歌”。
这一现象引起了高度关注。赵平回忆称，1958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后改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并要求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同志（李克农之女）到林县蹲点，带领肿瘤医院阵容强大的防治专家长期在贫瘠、贫穷的太行山区驻扎。
此外，还有来自天南地北的专家相继赶赴林县。其中，国内最早一批研究食管癌专家中的裘宋良、沈琼，自1959年奔赴食管癌高发区，吃住在林县20年，从事食管癌防治研究。他们二人是王立东的研究生导师，并最终带领学生一同走上与食管癌抗争的道路。
王立东今年60岁，通过老师们的讲述他对那个年代有更多了解。
林县多山地，适合种植的土地少，家家户户吃不上新鲜果蔬，长期食用酸菜，导致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素缺乏，尤为典型的是缺乏维生素B2。
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家想出办法将该成分添加到食用盐中，由于制成的强化盐呈黄色，在当地被称为“黄盐”。“至今还有些地方在卖”，王立东回忆称。这也是当时科学家们所做的大贡献之一，分析出部分诱发食管癌的重要危险因子，并着手改善。
不得不提的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沈琼首创的食管细胞采取器，又被称为“沈氏拉网法”。
受限于技术条件，如何更方便快捷地将食管表面细胞取出是一大难题。沈琼创造的细胞采取器，利用橡胶制的胃管，在末端套上密封的气囊，外面缠上一个丝线网，患者将气囊吞咽下，通过贲门后，给气囊充气缓缓拔出，经过摩擦，网上会附着食管表面的细胞。随后可供制成细胞切片，进行下一步镜检，从而做出细胞学诊断。
这项成果对食管癌早期诊断及癌前病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简单来说，它能够在食管癌普查中发现早期食管癌患者，使其得到及时治疗。当时在全世界，这项技术都是首屈一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对我国食管癌高发的特殊情况有了更多了解，来自英、法、德等国的专家加入了赴高发地现场调查的研究队伍。王立东告诉澎湃新闻，持续近十年的食管癌领域国际合作研究高峰期由此开启。
正是在这个时期内，1985年，王立东考入裘宋良门下，经其带领开始了食管癌领域的研究。一晃三十多年过去，王立东也从当年的青涩学生，蜕变为近300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授业导师。
谈起和老师们所做研究的异同。王立东首先肯定的是，自己还和老师们一样，继续着在食管癌高发现场做研究。
1995年至今，王立东先后和五万三千多名学生、志愿者，深入林县、辉县等食管癌高发地，跑遍了全国所有高发区，在4000多个乡镇，12万个村庄里挨家挨户找病患、做调研。“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车轮子上，剩下三分之一在实验室”，王立东感慨道。
下乡调研，大概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忙”。王立东记得，自己曾带着学生在7天里跑完了一个拥有50万人口、32个乡镇的县城，还有十几天跑十几个县的经历，时间紧任务重，没地方住没时间吃饭，“像一阵风刮过”。
多年的经验也让王立东感受到工作条件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如今老百姓健康意识增强了，更愿意配合进行普查、调研等事项。但是，新的问题同时出现了。假行医等乱象让部分人对免费义诊持怀疑态度，紧张的医患关系也常带来口舌之争。
多年之后，王立东成功建立了5.4万例食管癌高发区无症状人群32年随访（1985—）研究队列和50万例食管癌患者临床诊疗、病理和44年随访信息（1973—）大数据库及生物样本库。这是无法复制的“财富”，令他感到骄傲。
除了一直坚持“到现场去”，王立东表示，自己和老师们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区别。随着时间推进、科技进步，细胞学普查和诊断已无法解释发现的更多问题。
揭示食管癌发生相关遗传分子机制，成为了王立东的主要研究思路和方向。目前他的研究小组相继发现了9个食管癌易感基因和8个致病基因，揭示环境和遗传交互作用对食管癌的影响，为高危人群筛查、早期发现及个体化防治开辟了新研究途径。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同样适用于高社干。他在当了近8年内科医生后，于2000年考入郑州大学医学院，成为王立东的研究生，自此开启食管癌研究，并发展出与牙龈卟啉单胞菌（PG）有关的新研究方向，也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学生。
尽管师徒二人都清楚，要达成彻底揭秘食管癌的理想，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令他们欣慰的是，近年来外界对于食管癌研究的关注度提升，资金支持更充足，技术设备得以升级。最为重要的是，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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