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燕国”沧桑史
作者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向上溯及燕地史前史,往下追踪至秦末汉初。“纵向”详尽论述了燕国从开国到灭亡的历史,“横向”细致梳理了燕国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与史载人物,最大程度再现燕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燕国更多是传说中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燕国是姬姓周朝分封在北部边陲的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存世八百余年,最后灭于秦。燕国现存史料稀缺,地处边陲,地理环境复杂,古国与古族汇聚互动,其历史文化研究是复杂的学术工程。四川大学彭华教授的 《燕国八百年》一书即是在传世文献基础上,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试图复原两三千年前的燕国历史文化风貌。
彭华说,这本书所利用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向上溯及燕地史前史,往下追踪至秦末汉初。“纵向”详尽论述了燕国从开国到灭亡的历史,“横向”细致梳理了燕国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与史载人物,在现有可资利用的成果基础上,最大程度再现了燕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可以用如下一段话来介绍《燕国八百年》:该书运用 “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纵横开阖地论述了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11世纪中叶-公元前222年)的历史文化,全方位地揭示了“燕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内涵。纵向而言,举凡燕地的 “考古学文化”(西周封燕之前)以及燕国本身的历史(开国、发展、强盛、衰落及灭亡),都巨细无遗尽入彀中;横向而言,举凡燕国的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载人物,都有细致入微的叙述与讨论,令两三千年前的燕国跃然纸上。
所谓“纵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历史存在进行论述,包括“开国时期”(西周至春秋)、发展时期 (战国)、强盛时期(战国)及衰落时期(战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横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地的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及变化过程的研究;两种视角紧密结合,共同构筑起燕国“整体史”的研究格局。
纵向研究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召公的姓氏及分封问题。关于召公姓氏,先贤论点颇多,争议纷呈。彭华结合传世文献、金文资料及音韵学知识考辨之后,认为召公姬姓“确凿无疑”,“但恐非文王嫡子,与伯邑考、武王、周公等嫡系兄弟有别,当属‘庶出’,即文献中所说的‘支庶’‘支族’‘庶子’”。关于燕国的始封君、分封时间及燕国所在之地,彭华说召公确为始封君,燕国受封时间在成王初年而不是武王克商之年;周初燕都乃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董家林古城。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燕国世系问题。因史料缺失,燕国世系一直难以明晰,春秋之前尤甚。但作者不厌其烦,不仅对燕国世系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考证,还制成《燕国世系表》附录于正文之后……
横向研究方面,作者详细论证了燕国的经济制度(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城市、人口)、政治制度(官僚机构、封建制度、封君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思想)、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祭祀、民风民俗)及燕国人物等六个方面。其中,最值得读者关注的是“古族与古国”部分。
燕地处古代中国边陲,地理环境复杂,自古便是多民族汇聚之地。若想澄清燕国的历史存在,燕地古族与古国便是绕不过的重要问题。通过文献的考辨,彭华清晰而详备地为读者复原出周代古族与古国的历史真相。古国分别是有易氏、孤竹、令支、国与箕国、蓟国、韩国及鲜虞-中山;古族分别是屠何、俞人、秽貊、山戎—北戎—无终戎、代、林胡—东胡—楼烦及其他如黄洛城、容成国、登北国、亚、守、启、受等。不仅如此,作者还对上述古族与古国的历史源流、存在区域、发展演变作了详细考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书稿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方面作了尽可能详尽的钩沉,但受制于文献资料,书稿在论述燕国八百年发展史以及燕地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偏重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存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则颇为简略,应是燕国“整体史”研究中的一个缺环。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亦“无可奈何者也”。
《燕国八百年》是一本新书,但对彭华来说,却是一本打磨多年的“旧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催生”这本书的时间,可以上溯至1996年。那一年的金秋九月,他从西南边陲的巴蜀之地,又回到了东方之珠的上海,再次考入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先秦史。当时,他就有意撰写一部燕国史稿,但因硕士学位论文篇幅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最后只做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于1999年6月提交答辩的《燕地的古族与古国》。2001年9月,他又第三次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不久,他便“添酒回灯重开宴”,将《燕国史稿》的写作纳入工作日程。到2002年上半年,燕国史稿的篇幅业已增加到20万字。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里,又对全书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与增补。断断续续的修订与增补,大约持续至2005年6月。回过头来再看,彭华说,在写作初版本 《燕国史稿》时,由于当时见闻不广、读书不精,故初版本难免疏漏和错误。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初版本《燕国史稿》是自费出版、自办发行;并且为了压缩出版费用,最终忍痛删除了长篇附录《燕文化研究参考论文》(修订本恢复了这份附录,并且增加了嗣后所出新信息),故《燕国史稿》在出版后的流传是颇为有限的。2008年6月,彭华供职于四川大学后,《燕国史稿》的修订又提上了他的工作日程……
彭华读硕士和博士时的导师谢维扬在谈到彭华的 《燕国史稿》时说,在近代学术史上,对于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若以成果之数量论,或逊于对中原其他一些地区的研究,但在整个中国古史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受学者们高度重视。如王国维1919年发表《北伯鼎跋》一文,提出“邶即燕”的著名论点,便可看作是近代燕国史研究之滥觞。王国维之后,一代又一代古史学者,在对整个古代文献研究和对地下资料发掘与整理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对于燕国史研究也有全面和重要的推进。
燕国史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古代燕地历史的探索,它对于说明古代中国整个历史进程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要真正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发展上的关系,而尤其在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进程时是这样。
近数十年来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新的认识,其中包括对于中国历史开端期各地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上的状况,有赖于中国新石器考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们了解到,当时在分布于幅员极其辽阔的地域上的不同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远不止一支,而是众多支有着较高甚至很高发展程度的文化与社会单位……
谢维扬说,像彭华所做出的《燕国八百年》这样的研究,尽管只选取了古代一个有关的地区为论述对象,但其研究和论述的整个框架,都使它恰好成为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上述问题的有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对于古代中国历史进程复原与解释的工作越来越为学者们所关注时,确实应该有越来越多如《燕国八百年》这样比较有分量的、深入的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涌现,从而使学术界在这个重大课题上的思考具有更广阔和深厚的基础。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薛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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