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荣霖：中国最重要的是发展 很多争论没有必要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荣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邓荣霖。
邓荣霖赴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大学访学期间留影。
1997年，邓荣霖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EMBA班教授《公司理论与实务》课程。
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三大泰斗，即“厉（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邓（荣霖）公司”。“邓公司”是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邓荣霖教授。1982年，邓荣霖作为访问学者，从南斯拉夫归国，开创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并在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参与有关企业转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动，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论文。
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邓荣霖参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讨，坚持不懈地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公司法》，以规范我国公司法律形式和公司经营行为。
从“一五”末期到改革开放，邓荣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管理模式从仿照苏联的工厂管理，到国有企业改制，再到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全部历程。在众多关键历史节点，他参与制订或提出建议的规划、法规都经受住了考验，被证明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如今81岁的邓荣霖仍然坚持研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很多事情没有争论的必要。”
学者的震撼
“南斯拉夫满街都是小汽车”
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副教授邓荣霖在萨拉热窝街头看到满街的轿车，很是震撼：“国内哪有这么多小汽车。”那一年，他42岁，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外派海外的高级访问学者。
在出国前，外交部提前半年给这一批访问学者突击培训塞尔维亚语。邓荣霖回忆，南斯拉夫派来的老师不会中文，只能用英语教授塞语。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高校普遍使用俄语，因此给学习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好在他曾自学过英语，为了学习塞语，又把英语复习了一遍，半年之后，通过了外交部组织的语言考试，他顺利出国。
邓荣霖生于1937年，出身福建长乐一个普通家庭。1949年，他从福建邵武市拿口小学毕业，但是由于时局动荡，直到1951年，才进入邵武市第一中学继续学业。1957年，应届毕业的“三好学生”邓荣霖被学校推荐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这也是人民大学自1950年在北京命名组建以来首次面向应届生招生。1961年邓荣霖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
毕业后的实习，邓荣霖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工厂，课本上学到的班组管理、厂部管理等等知识纷纷“落地”。他发现，统购、统销之下，虽然工人并不消极怠工，但是工厂的生产效率还是十分低下。更加重要的是，因为研发的机构并不设在工厂，工厂没有创新的动力，“机床厂只管生产，不管创新。”
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到“文革”冲击被迫停办，邓荣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组。在市委研究室工业组，由于需要起草工业生产方面的文件，他又有机会深入北京工厂进行调研，也由此加深了他对于国有工厂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的了解。
1979年，去南斯拉夫是邓荣霖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国内尚处在短缺经济之中，即使是大学老师，也是“一个月28斤粮食，两斤鸡蛋”。而当时的南斯拉夫已经经历2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抵达南斯拉夫后，邓荣霖在萨拉热窝大学访问交流。在当地汽车厂调研的过程中，他发现，以联合劳动组织为机制的工厂不但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全面领先于国内工厂，还具备市场观念，有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
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成就在国内引起学界注意，此后和匈牙利等国的改革模式一起被总结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参照样本之一。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等学者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在他们的倡导下，在中国改革界掀起了“南斯拉夫热”“匈牙利热”。
师者的引领
在全国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经济还可以借鉴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改革，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原有的、承袭苏联的经济理论不够用了，作为参照系的南斯拉夫也遇到了困境。
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如强弩之末，在1980-1988年间，南斯拉夫社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6%，有些生产部门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30%增至1988年的250%，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在十年间大约下降了三十个百分点。
而当时中国大量的国企面临转制，民营企业也如开始破土而出，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理论的需求凸显出来。
在1982年回国后，邓荣霖在全国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并在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参与有关企业转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动，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论文。
邓荣霖开设了外国工业经济管理学课程，并担任外国工业经济管理教研室的主任，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提出，中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将是公司，并较早地系统提出“建立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司体系”的设想、框架及内涵。
1984年初，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工程师柳传志，拿着计算所的20万元资金，在一间只有20平米的破旧传达室开始创业。这一年的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
也是在1984年，邓荣霖在《合理组建工业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一文中指出，中国合理组建工业公司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实行自愿互利，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应当特别重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公司建设的重要作用。
1985年，国家经委召开“工交系统清理、整顿公司”座谈会。邓荣霖在会上就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后公司如何清理和整顿，讲了几点意见和看法。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录在国家体改委资料中，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批示：“此文有理论、有分析，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很有启示。是目前把公司说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材料。”
1986年前后，企业形态仍主要是工厂组织形式，邓荣霖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并论证通过公司组织形式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邓荣霖参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讨，坚持不懈地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公司法，以规范我国公司法律形式和公司经营行为。
泰斗的担当
奠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基础
2018年6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倡议并主办了“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首次围绕“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举办的学术论坛。
邓荣霖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我所亲历的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讲话，细数60多年来，自己的学术道路选择从工厂管理逐步走向企业管理的历程。
1988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工商管理学院，下设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投资经济系、商品学系、会计系。
从1986年起，邓荣霖开始担任工业经济系副主任，1992年成为主任，直到1996年卸任。1993年，在担任系主任期间，邓荣霖筹建并经学校批准新建了人民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1997年，邓荣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2001年6月，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院系调整的要求，会计系与工商管理学院合并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2002年，邓荣霖代表作《论公司》问世，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国公司理论系统研究，奠基了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基础。2011年，从教50周年之际，邓荣霖推出了《企业论》一书，是对企业制度和管理理论在我国企业具体运用的深入探讨。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曾表示，《企业论》“对推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颇有贡献”。
邓荣霖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表明，市场不是抽象的，消费者构成了市场核心，找到客户就找到了市场。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的经济，不是无政府的经济。政府要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规范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政府要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代替企业去做事。”
虽然已过杖朝之年，邓荣霖依然声音洪亮，回忆起过往，如数家珍。在“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邓荣霖站立发表了一篇长达50分钟的讲话没有任何间断，而此前一天的晚上11点钟，他才从湖北孝感赶回北京。邓荣霖说这得益于自己“蹬了18年自行车”。
由于夫人工作的关系，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北京医院的宿舍里。上班时，需要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才能到达位于西三环的人民大学，直到退休前搬家。他说起这段艰苦的经历，很以为趣事：“冬天刮西北风，眉毛结冰，背后出汗，冰火两重天。”
当然，除了有趣之外，还让他有另外一层领悟，虽然骑自行车辛苦，但是“锻炼了身体”。“所以你看，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没有必要争论。发现问题，就去解决它，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
人物简介
邓荣霖
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三大泰斗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原工业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率先在中国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参与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讨工作，并在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参与有关企业转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动，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论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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