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的烦嚣与温情
□李涵
我是上海人。上海是个大地方，有各式各样的建筑群。其中有一种叫石库门的，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此种中西相融合的富有特色的建筑虽然大体上可以统称为石库门，但其间却有着档次的不同。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次胡适与梁实秋诸君到上海愚园路一条弄堂去打麻将，胡适输了，还当场开了一张支票。他们去打麻将的那条弄堂就属于高档石库门。
我家住的石库门地属于中等的那种。房子一幢一幢散开，有序地排列着，称作弄堂。弄堂交叉地合一，就是马路了。我读书时最欢喜穿弄堂，几条弄堂窜下来，就到学校门口了。而走这一路，全然是我充分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光。一路上，各种小贩富有音乐性的叫卖声，老百姓以各种方式互相打招呼，卖大饼油条脆麻花，苏州小姑娘以特有的方式推销白兰花，河南人挑着担子卖叫蝈蝈，这种种画面和音响，浸淫了我一生。它们唤起我奇妙且有趣的想像。它们已经融入我的血液，成了我思想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时我们全家九口，住在一个厢房里。当中用一块三夹板间隔，就成了二居室。一幢房子一般有五六户人家，加起来大人小孩总会有一大群。难得的是，这么多人，大都能相处和睦。众多人家挤在一起烧饭，各人占有一小块地盘，虽无明确约定，但大体上能做到各人固守着自家的领域，不去侵犯他人地盘。时间长了，各个小家庭的事情，也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在这地方，几乎没有隐私可言。直至现在我还奇怪，当初在石库门房子里，很少有人上锁的，似乎一切都能公开，一切都显得泰然。当时我在上小学，平时去各家串门是家常便饭。东窜窜，西走走，走在别人家里，如入无人之境。我们这幢房子，有一部电话。这部电话成了公用的。有时夜间电话铃响了，旁人会大大方方地穿过好几户人家前去接听。他们觉得心安理得，其实有的人家晚上正在睡觉呢。
有一件事情是众人在同一时间必定要做的，就是倒马桶。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大部分居民都用抽水马桶，上世纪上海用抽水马桶的却是少数，没有这玩意儿就只能用马桶。
毎天凌晨，一个声音会突然响起：马捅拎出来。人们就如战士听到号令一样，迅速拎起很有分量的马桶，将一整天大人小孩的排泄物，让推粪车的工人倒在一辆粪车内。然后，便是一片洗刷声。这声音，单纯而清晰，是我儿时的交响曲，是我心中神圣的生命乐章。它庄严地宣告：新的一天开始了。
春天到了，绿色透过上海这个大城市，让人们的内心跃动起来。弄堂旁边的一棵桑树率先透出新绿。很快，河南人会不失时机地将挑在肩上的叫蝈蝈让整条弄堂显得生机勃勃。我特别喜欢小动物，大凡金铃子、蟋蟀、洋老鼠，我都钟爱。我有一个陪伴我读书、玩耍的大姐姐，叫云姐，她最了解我的心思。经常陪着我到隔壁弄堂里去看别人家养的鸡、鸭、鹅，还有火鸡。有一年春季，我忽发奇想，别的东西我或许一下子得不到，但是能否自己养蚕宝宝。
云姐一口允诺。她在农村有认识的人，写了封信去，回信来了，拆开一看，是一张普通的纸，厚厚的，仔细一看，上面密密麻麻是一个个小黑点，其中有几个黑点居然扭动起来。云姐说，这就是蚕宝宝，它们沉睡了半年，现在苏醒了。这天，我兴奋极了，就像是得到了一个十世单传，到处去拿给邻居看。我们的邻居也都很热心，有感到惊奇的，有争着来观赏的，有夸我聪明的，也有赞扬云姐对待我这个小弟弟无微不至关心的，弄得我一时没了方向，只知道一味地傻笑。从那天起，我天天去附近找桑树，采到了桑叶就朝家中跑。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我经常光顾的桑树，一棵是邹韬奋家的，另外一棵长在复兴公园斜对面一个私家花园里，应归刘海粟所有。
养过蚕宝宝之后，有一回，云姐带我去新城庙玩，那里有小贩在卖洋老鼠，我见了实在眼热，便央求她也给我买两只。不久，云姐帮我实现了念想，两只白色和咖啡色相间的洋老鼠终于到了我的手中。我用废弃的三夹板，筑了它们的小房间。两个小家伙会踏水车，运动起来像极了农夫在田间劳作的样子。一下课回家，我就发呆地端详着它们，越看越开心，而云姐也总是陪着我一起欣赏，还不时发出赞叹声。
转眼之间冬天来了。上海的冬季特别阴冷，好像冷到了骨头里。那时自然不可能有空调，寒风一吹，室内的毛巾都成了硬硬的一块冰疙瘩。有一天气温居然降到零下8度。云姐生怕小家伙冻得吃不消，就找了好几件旧棉祆盖在鼠笼上。那天夜里，我在睡梦中总感到忐忑不安，凌晨醒来，发现它们被冻死了。为此，我难过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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