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开发到城市文化：中日学界聚焦上海城市研究新动向
近年来随着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兴起，城市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在海外，日本学界对中国城市史的关注也由来已久，双方基于共同的兴趣进行合作交流，在具体研究中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11月9日—10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中国·上海城市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三十余名学者与会。在开幕式上，中国城市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介绍了该所与日本学术界的交流传统，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小熊诚介绍了该中心相关研究力量。
熊月之表示，从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来看，有的关注城市中的微小空间，如陈祖恩教授研究的佛寺与花园；有的关注城市的中等空间，如戴鞍钢教授研究的上海城区对乡村的扩展，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其实上海城市史研究还可以关注更大的空间，例如长三角城市群。研究近代上海的崛起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为什么要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
会议现场
热门议题：上海城区扩张中的土地与房产
中国学者倾向于关注塑造上海城市格局的关键因素，这次会议上有几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聚焦近代上海城区扩张中的土地问题。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以《开埠后上海城区对乡村的扩展》为报告主题，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近代上海的城乡关系。他在报告中表示，1843年以后上海中心城区向毗邻乡村大幅扩展，在蚕食农田的同时也推高了这些区域的地价；而地价上涨促使上海近郊土地买卖和析产分割活跃，一些原先附着于这些土地谋生的佃农或雇工因此生计陷于困境，很多人进城寻觅糊口生计。历史上的地权转移和买卖有大量课题值得探究。
他指出了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关于上海城区（以租界为主但不限于租界）对乡村的快速扩展，过去往往强调租界的掠夺，而近年来逐渐重视其中讲法制的面向。“租界向乡村推进的过程中，法制多少起到了作用，比如通过赎买的方式获得土地，而非无偿占有、强行掠夺——尽管中国人在议价的过程中是处于劣势的。”
其次是城区扩张和近郊居民在农田水利、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冲突。租界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田水利渠道堵塞等问题，也曾引发冲突。另外城区扩大意味着移民进入，大量外来人口改变了上海近郊村庄的人口结构和日常生活。他例举1934年民国乡村调查中一位杨树浦附近村民的回忆——过去村中没有几个姓，现在却添了无数新姓；过去村民个个有田种，现在有许多人租田种；过去选举年长者做乡董，现在却选有钱的做乡董了。戴鞍钢指出，村民选举乡董，对经济实力的衡量取代了过去以本地出身为条件的考量，折射了观念层面的深刻变化。
1930年上海近郊土地每亩价格比较（单位：元），引自《开埠后上海城区对乡村的扩展》一文。资料来源：《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原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2-5号（1930年8月-11月），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叶斌的报告《张之洞与上海的土地财政》从一个晚清土地官司谈起，分析张之洞为办洋务卖地的故事。
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因为武昌南纱厂招商失败，欠了外商数十万两购买纺纱机器的垫款。1895年底，他派幕僚叶大庄在上海办理将新涨滩地充公的差事，以便召买变现，归还欠款。1896年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后，把叶大庄的差事交给了自己信任的许宝书。许宝书打着为张之洞归还欠款的名义，大肆搜刮，不仅没收滩地，还没收其他没有田单的土地，即使业主持有历年完粮的凭证都不能保住产业。一次因张之洞寻找新财源而起的卖地筹款行动，最后成了一场从地方官僚到衙役、地保、掮客等群体共同参与搜刮上海土地财富的“盛宴”。这次行动虽然因为多方反弹而在1899年告一段落，但由此激起的不安全感促使近郊业主尽快将土地卖给洋商，加快了租界周边土地的“道契化”。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牟振宇则进行了一个关于近代上海地价的系统研究。他在会上的报告聚焦于其中一个阶段，题为《地籍图册与上海公共租界土地价值研究（1903-1933）》，主要使用地籍图册和道契这两种资料，还原了上海的土地价格的分布及变迁。
地籍图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税收而对土地进行登记的簿册和图集，精确地记载土地的位置、面积、权属、价值、用途等信息；而道契是外国人购买土地时的土地凭证，历次土地交易均有记录，在租界系统中留存有完备的资料。
牟振宇通过这些资料梳理出上海公共租界土地价格在1903-1933年间的变化。他指出，从时间尺度上看，上海的土地价值总体上在不断上涨，但在不同时期又存在波动：1900-1910年为上涨期，而1909-1919年为低谷期，一战后的1920-1930年又为上涨期，进入1930年代后又出现小幅度波动。从空间尺度上看，呈现鲜明的地域差异，区位是影响地价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原英租界和美租界的中区和北区，位于市中心区，地价明显高于1899年并入租界西区和东区。有意思的是，在地价上涨期，郊区的涨幅快于市区。相反，在地价低落期，郊区跌幅同样大于市区。在空间上，地价变化的结果是出现了日益明显的中心轴。“初期中区增长最快，地价中心是外滩和福州路，随之沿南京路、苏州河北面扩展；其次是北区，西区和东区作为郊区总体较慢，整体上东区最滞后。但在第二个阶段，郊区地价开始上涨，涨幅甚至超过中区；最后阶段是市区和郊区地价的差距越来越小。”
1926年公共租界地价分布图，图片由牟振宇先生提供
他指出，影响近代上海地价的因素很多，比如人口增长、土地投机与土地垄断等，其中决定性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土地利用的性质、基础设施等等；牟振宇的研究还关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是什么促使地价上涨和变化？地产商、银行、政府在地价变化中扮演什么角色？房地产在近代上海扮演什么角色？
“房捐和地捐是租界收入的两个重要来源，而对个体的商人来说，房子和土地可以用于抵押贷款，他们还可以从土地买卖中融资、获利。有研究指出，西方资本在中国房地产业的投资中，上海房地产业的总值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可见房地产在上海的近代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牟振宇说。他提到同期上海与北京地价的对比，“如果上海的地价数值是100，北京的地价仅是3”，可见当时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全国是一枝独秀。
日本学者的视角：京剧、美食、地图、城市指南
日本学者对近代上海城市史的兴趣则体现了不同的视角和研究路径。由于历史原因，日本方面保留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城市史资料，如军事地图、考察报告、城市指南、知识分子的游记等等，日本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对其进行解读和利用。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吉泽诚一郎以近代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城市旅游指南为素材，研究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印象。这些城市指南曾经是近代日本人在华旅行的文字向导，例如1918年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访问中国时就利用了日本铁道院编写的《朝鲜满洲支那案内》（An Official Guide to Eastern Asia: Trans-Continental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有些甚至是为了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编辑，如富成一二编《天津案内》（天津：中东石印局，1913）。“七七事变”之后，更多类似的指南书陆续问世，这体现了日本侵华的一个面向，同时也为后人研究留下了资料。
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社会学部教授木之内诚则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制作中国近现代都市的历史地图的经验。据他介绍，业已出版的《上海历史导游地图》（大修书店，1999年6月出版，2011年12月改订版）启发了一批日本作家以老上海为舞台创作小说，例如获得第20回松本清张赏的《月下上海》（2013），作者山口惠以子从未到过上海，却以《上海历史导游地图》为灵感创作了小说。
《月下上海》
神户学院大学的森平崇文以《民国时期上海的日本京剧迷》为题做报告，他介绍了民国时期以日本记者辻听花（1868-1931）为代表的一批“京剧迷”以及他们结成的京剧研究团体。
他指出，1919年梅兰芳赴日演出大获成功，此后不少中国演员赴日演出，给了日本观众欣赏京剧与昆剧的机会，此后介绍中国戏曲的日文书纷纷问世。而辻听花等在华居住的日本“京剧迷”不仅和京剧名角有来往，而且结成研究会，编写刊物，翻译欧阳予倩的剧本、《宋元戏曲考》等研究著作，研究中国的票房，并邀请京剧演员演出。成员身份各异，有著名的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有普通的公司职员，有同文书院的学生等等。他们都不是戏曲专家，但是他们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京剧、传播京剧文化。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岩间一弘的则从新中国的“国宴”入手，探讨“中国菜”的诞生。他在题为《“中国菜”的诞生——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北京与上海》的报告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开始频繁地举行“国宴”，第一次国宴以淮扬菜为主、并汇集全国各地菜系，后来八大菜系、西洋料理各领风骚，直到1958-1965年《中国名菜谱》的编撰，证明中国在国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饮食的体系和制度。
此外，神奈川大学教授菊池敏夫的报告《南京路的“再开发”与中国（上海人）的百货店文化》和立命馆大学的城山拓也的报告《浅谈中国现代艺术中漫画的作用》分别从消费文化、漫画艺术的角度讨论了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
城市文化：从近代上海环视近代东亚
神奈川大学教授村井宽志探讨了上海《良友画报》（1926-1945）在香港及海外华侨市场的销路。他表示，上海时期的《良友画报》在东南亚、南北美洲即有“代售处”、“特约总代理”，因战争停刊后，1954年伍联得在香港复刊《良友画报》（海外版，1954-1968），在香港以外也有广泛的销路。村井宽志指出，不仅“海外版”《良友画报》在竞争中标榜其与沪版《良友》的连续性，同时期香港的同类刊物也纷纷强调对旧上海画报风格的延续，“诉诸沪版读者的怀旧心理，唤起上海黄金时代的美梦”，可见摩登上海的形象在当时海外华侨市场的需求。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江文君在点评时指出，对《良友画报》的这一考察体现了上海摩登的南移。随着迁徙的文人把洋场的经验带入新的空间，上海摩登便不再只是一个城市的经验，而是扩展到东南亚甚至更广阔的空间里。
东华大学教授陈祖恩的报告考察了上海日侨社会的生活空间。他指出，战前位于上海虹口日本人街乍浦路的西本愿寺上海别院、同一马路上的东本愿寺上海别院、本国寺形成上海日侨社会三大佛教寺院的特殊景观，体现了日本近代建筑风格的“外洋内和”，寓意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在国际都市上海的相融，也是明治基本国策的延伸。
神奈川大学教授菊池敏夫的报告《南京路的“再开发”与中国（上海人）的百货店文化》将上海南京路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850-1910年代是外国商社的所在地以及西洋人居住区；1910年代末香港华侨资本开始进入，再开发后的南京路首次在共同租界内形成了中国（上海）人的消费生活，都市文化和娱乐的核心区域就此形成。他指出，彼时南京路的文化娱乐设备有三种：最新的西洋风尚，包括广告舞蹈电影酒店话剧；江南传统的越剧、昆曲、评弹；以及在上海升华的地方文化，如海派京剧、粤剧、评剧等等。
复旦大学教授王维江的报告《从江户到上海——从德语文献看日中对外策略的异同》通过对比1860年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在日本、中国的经历，分析中日对外策略的不同，进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日发展走向殊途的原因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从普鲁士使团的考察报告、书信、日记和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彼时江户—横滨—神奈川成为一个相对确定的外交空间，而上海—天津—北京是相对不确定的外交空间，外交官仍在奉行传统的羁縻之术。
此外与会学者还从法制、教育、环境、金融、文化、家庭、社会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城市史的探讨。总体而言，对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探究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空间和时间意义，在更大的维度上得到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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