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文学相” 可暂时脱离尘世的“白日梦”

新京报 2018-11-10 01:56 大字

经丰子恺翻译“注释”的日本漫画家北泽乐天《乐天全集》，因为抄家前被借走而得以保存。这套漫画集反映了当时日本的社会生活，书里的日文都由丰子恺翻译成中文，端端正正写在书边空白处。《旅宿》

作者：（日）夏目漱石

译者：丰子恺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2月《小故事》

作者：丰子恺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5月

我们熟知的，是画家丰子恺，但丰子恺并不只有画家一个面相，在漫画的基底背后，是他由师从夏丏尊开始萌发的文学志趣。他曾说，作画好比写文章，“我的作画，也不免受了文学影响……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生情味或社会问题。我希望一幅画可以看看，又可以想想。换言之，我是企图用形状色彩来代替了语言文学而作文。”

但与深潜人间世的五四那一批作家大不相同的是，丰子恺的创作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天真”，他绝少直接描写那些粗粝的现实与重浊的黑暗，对于世间的那些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他往往选择轻快的笔调晕开，不致使其剥蚀心灵。这些悉数映照在他的散文随笔、小说创作以及翻译文本的选择中。

丰子恺曾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在夏丏尊等人的召集下，一批作家云集白马湖，形成了所谓的“白马湖作家群”，他们以“立人”为基本诉求，提倡美育，丰子恺的文章也因此深深浸润了白马湖之风。

文学翻译

从《初恋》到《源氏物语》

丰子恺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24岁的丰子恺留学日本近一年后坐船回国。他在日本买了好些书，其中一本英文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尤其喜爱。漫长的海上旅途，无聊又沉闷，丰子恺开始尝试翻译《初恋》。虽然直到将近十年后才出版，但他始终将这本书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小说深深影响了一代俄国文学爱好者。

之后，丰子恺又着手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只是他不知道的是，当时鲁迅也在翻译这本书。1925年，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分别在报刊连载，又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后来丰子恺去拜访鲁迅，谈起《苦闷的象征》，抱歉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回道：“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愈发对翻译认真起来。接着又翻译了斯蒂文森的《自杀俱乐部》。

但后来战乱频仍，各处辗转，翻译只得暂停。抗战后，丰子恺重新拾起俄文，这时他已经50多岁了。凭着勤奋，他几个月后便能通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两年后便能译俄文书，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他又拾起日语，先后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还有中野重治的《肺腑之言》、大仓登代治的《美国猎》、德富芦花的《不如归》、日本物语小说《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还翻译了蒙古作家达姆定苏连的《蒙古短篇小说集》。再之后便是那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源氏物语》。

丰子恺的翻译，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晓畅自然，颇具韵味，这有赖于他的苦学和严谨态度。据他的女儿丰一吟回忆，丰子恺学习一个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22次的渐次温习，翻译时，丰子恺对于每个词语的使用都反复斟酌考量，当他“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

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用了四年。动笔前，花了近半年时间准备，除了搜集必要的辞书及译本，他还去重新阅读、体会小说语言，以决定翻译的体裁与情调。《源氏物语》多为古文，语言精炼典雅，因此丰子恺用了一种类似汉语章回小说的译文风格，读来蕴藉非常。除此，小说中穿插了近八百首和歌，丰子恺不拘原诗格律，大胆摈弃流行的自由体，采用古体七言和五言诗意译原诗意义与精神，读之使人亲近，也很有味道。

这些翻译，或白话，或文言，都下过笨拙的苦功，却大多给人一种清澈淡泊的感觉，美而不含媚态，烈而不致沸腾，深沉而无重负，与丰子恺的散文相类，都有一种风流自然的态度。

小说创作

茯苓糕似的桃花源故事

丰子恺的翻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小故事”。平时读《汉书》《虞初新志》《说苑》等古文，他总是从中挑选一些适合孩子读的故事，用白话文的形式将之复述，然后一字一句抄写在缘缘堂信笺上，简单装订成册，名之为《小故事》。这样的小书，丰子恺写了三本，另两本是《谑诗》和《谐诗》，因为抄家前被借走而幸免于难。但更多的“小小”的翻译，随着时代的种种动荡，都湮没不闻了。

这些为孩子而写的小故事，后来发展成了丰氏图像小说。这些小说，幽默诙谐，背后却往往藏着教训。丰子恺将其比为“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补作用，能使身体健康。画与文，最好也不但形式美丽，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笑话闲谈，我也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比如《伍元的话》和《小钞票历险记》，用一张纸钞的自说自话勾勒出流亡命途中的人情冷暖。比如《猫叫一声》和《毛厕救命》，以一段看似离奇的经历反思人世间辗转相生的运命因果。比如《姚晏大医师》和《骗子》，以幽默的说书口吻揭示谎言背后的真相。

丰子恺极为痛恨欺骗的行径与文明的虚伪，是以不断歌咏“天真”，而后发展出了他的系列“桃花源”故事。在《文明国》里，名叫文儿、明儿的两个孩子迷失山中，却如武陵人般意外闯入一个叫做“善山”的地方。这里的山民彼此痛痒相关，一人痛楚，众人痛楚，一人饥渴，众人饥渴，所以这里不曾有人被抛弃。后来他们又到了一座“真山”，人人胸前皆有一面心形镜子，这国土中人，凡心中所想，都会显现在镜中，因此大家都不欺骗人。而小说《明心国》和《赤心国》则是“真山”的衍生：明心国里，人们皆以肝肺相示，心中所起之念悉数在胸前的镜子里显现，是以大家都毫无欺瞒，真心对人，这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如出一辙；赤心国里，没有“偷”、“钥匙”、“枪”、“钞票”这样的词汇存在，人人皆有一颗赤心，而做首领者须有最大的赤心。

这些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战乱之时，因此使人感到天真幼稚、虚幻如梦，但丰子恺为何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呢？他自己的解释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它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因此，被视为“不正经”的丰子恺小说，是他一个又一个的“白日梦”，借着仿佛的光明，他建构着内心世界的桃花源。这里的关键，在于“同情”，或者说“同理心”。如白杰明在《艺术的逃难》中所写：“从丰子恺难以言喻的个人风格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个体和创作者所秉持的‘同情之心’……丰子恺的‘同情之心’，传递出关于永恒和价值的理念，以温和的方式提醒我们警惕无理性的进步和大众文化的威胁，以及未曾注意到的物质陷阱。它还隐藏有一个追问：当文化中的道德崩塌之时，现代人还能幸存吗？”

后来，丰子恺终于也做起了“正经”小说。这部名叫《六千元》的小说如宋元话本般讲述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拜金丑剧。一位纨绔公子吸毒成瘾，挥霍无度，将洋行房子卖得六千元。不料房款被同乡盗去，被金钱幽灵俘虏的他遂想出一个捞回损失的方法，住到对方家里“吃回六千元”。最终却弄得自己潦倒不堪，吸毒丧命。丰子恺深谙世情，将故事讲得平白晓畅且扣人心弦，见出功力。只是仅此一篇，且被他视为“游戏”。

也许丰子恺还是融不进这人间世，一心想要逃离。他常说，夏目漱石是一个“最像人的人”，尤其喜欢夏目漱石《旅宿》中的一句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有时，“天真”的丰子恺自己也不免苦笑，觉得自己像是“沉郁的诗人”。他援引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的话来解释：“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写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丰子恺的创作，便是含了这样一种难以道破的意味。

撰文/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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