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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不一样的晚清军政界

山东商报 2018-11-09 10:22 大字

《牛史·晚清篇》作者:谭伯牛《牛史·晚清篇》作者:谭伯牛傀儡政府其他官员迫于兵威,迫于生计,纵不敢与外国人相抗,但也尽量做到相对时“默无一语”,唯振武“素以才辩自居,颇与洋酋酬答”“随机应对,即洋酋亦喜形于色,一见如旧相识”,柏贵有鉴于此,乃委任振武“专办洋务”。(按,“洋酋”谓巴夏礼,而“专办洋务”四字,在当时士大夫说来,即汉奸的代称。)以今人的判断,办洋务,与外国人谈事儿,跟汉不汉奸有何干系?这确是当时士大夫的偏见。

在非常局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反击,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产生了组建“义勇军”的构想。

构想是这样的。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与番禺知县李福泰赴惠州,组织惠、潮义勇,为东路军;盐运使龄椿、督粮道王增谦与南海知县华廷杰赴佛山,号召肇庆等地义勇,为西路军。

既欲建军,首要之事在于筹饷。诸人算账:当时广州政府在金融业的投资,可以迅即收回的有十四万两;东莞、顺德等县存谷十余万石,折算银价,可得小十万两;盐、粮等部门存留现金亦有十万两;三项“综计,可定三十万”之数。此外,随着战事进行,尚可发行“公债”,保证“源源接济”。

有了钱,还得有人。江、周等在职官吏不能公然出面领导义军。因为巡抚既与侵略军“共治”广州,朝廷亦未对英、法宣战,则中外“议和”仍有一线可能,倘若地方官贸然行动,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譬如英法增兵全面侵略中国——谁能担此重责?以此,须挑选合适的“绅士”,让他们指挥军事,其时,在籍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诸人,与中央有联系,在地方有威望,顺理成章成为义军领袖。而实际作战,则以林福盛之香山勇、邓安邦与何仁山之东莞勇及陈桂籍之新安勇为主力,其后,诸勇联合起来,组成广东团练总局,以花县为指挥中心。

人财俱备,然后制定战略,简言之,即“先礼后兵”四个字。首先集合五万大军,驻扎在广州西北,“振作军威”“按兵勿战”;随后派翻译入城,与敌军商议“退城条约”,敌军同意,皆大欢喜,倘不同意,则不惜一战。战,以前述林、邓、何、陈所带之勇为主力,约一万人,强行攻城,并安排“死士”埋伏城内,以期“内外夹攻”。

定计的主角,是南海知县华廷杰。当时巡抚柏贵虽是傀儡政府名义负责人,其实被英法联军软禁在抚署,不能与外交通,而布政、按察等高阶官员,或被洋人控制,或已逃出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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