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不一样的晚清军政界
《牛史·晚清篇》作者：谭伯牛傀儡政府其他官员迫于兵威，迫于生计，纵不敢与外国人相抗，但也尽量做到相对时“默无一语”，唯振武“素以才辩自居，颇与洋酋酬答”“随机应对，即洋酋亦喜形于色，一见如旧相识”，柏贵有鉴于此，乃委任振武“专办洋务”。（按，“洋酋”谓巴夏礼，而“专办洋务”四字，在当时士大夫说来，即汉奸的代称。）以今人的判断，办洋务，与外国人谈事儿，跟汉不汉奸有何干系？这确是当时士大夫的偏见。
在非常局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反击，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产生了组建“义勇军”的构想。
构想是这样的。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与番禺知县李福泰赴惠州，组织惠、潮义勇，为东路军；盐运使龄椿、督粮道王增谦与南海知县华廷杰赴佛山，号召肇庆等地义勇，为西路军。
既欲建军，首要之事在于筹饷。诸人算账：当时广州政府在金融业的投资，可以迅即收回的有十四万两；东莞、顺德等县存谷十余万石，折算银价，可得小十万两；盐、粮等部门存留现金亦有十万两；三项“综计，可定三十万”之数。此外，随着战事进行，尚可发行“公债”，保证“源源接济”。
有了钱，还得有人。江、周等在职官吏不能公然出面领导义军。因为巡抚既与侵略军“共治”广州，朝廷亦未对英、法宣战，则中外“议和”仍有一线可能，倘若地方官贸然行动，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譬如英法增兵全面侵略中国——谁能担此重责？以此，须挑选合适的“绅士”，让他们指挥军事，其时，在籍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诸人，与中央有联系，在地方有威望，顺理成章成为义军领袖。而实际作战，则以林福盛之香山勇、邓安邦与何仁山之东莞勇及陈桂籍之新安勇为主力，其后，诸勇联合起来，组成广东团练总局，以花县为指挥中心。
人财俱备，然后制定战略，简言之，即“先礼后兵”四个字。首先集合五万大军，驻扎在广州西北，“振作军威”“按兵勿战”；随后派翻译入城，与敌军商议“退城条约”，敌军同意，皆大欢喜，倘不同意，则不惜一战。战，以前述林、邓、何、陈所带之勇为主力，约一万人，强行攻城，并安排“死士”埋伏城内，以期“内外夹攻”。
定计的主角，是南海知县华廷杰。当时巡抚柏贵虽是傀儡政府名义负责人，其实被英法联军软禁在抚署，不能与外交通，而布政、按察等高阶官员，或被洋人控制，或已逃出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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