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日大使谈中日关系四十年
中国前驻日大使徐敦信是40年来中日关系核心区域的长期在场者，近日他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中日这40年，大体分两段。冷战结束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局良好，飞跃发展，相得益彰。冷战结束一直到目前，总的来说，风风雨雨。
除了冷战结束的原因，有一点我想强调。两国国内政局及经济发展，一进一退，此消彼长。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一落千丈。中国改革开放，蒸蒸日上。日本朋友不管是好朋友，还是做买卖的朋友，心理有个适应过程。日本人对中国，历史上是敬畏的，尊中国为老师、老大哥。明治维新先走一步，中国落后了，日本人有自负感。在这种心理基础上，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既有知恩图报，内疚的，也有要长期领先于中国，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导致相对顺畅地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好处。但如果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他们，就感到不自在了。这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拉了中日关系的后腿。
40年前中日签约，与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是一个巧合。但两者之间也有客观的关联，甚至是内在的关联。中日缔约确实是赶在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前夕，两国关系敞开大门，客观上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反过来也为日本发展提供了可能。
内在关联上，这两件事都是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亲自操办，推动实现的。有个现象我感触很深。他应邀访日，当然是为宣告条约生效，不过这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我观察他心里，更多是看重这一次机会。改革开放起航之前，去考察一个发达的近邻，为我们国家下一步谋求更大、更好的发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展变化实在太快了。现在人家感叹我们，当时我们感叹日本。 1963年我第一次去，东京1964年奥运会前夕，正在大兴土木，当时根本不见高速公路、高铁，一流饭店电视也是黑白的。隔一两年第二次去，都有了。当时北京、上海，路灯都有，不过仍有些昏暗之感。 1963年我们代表团飞抵东京时，天已暗。一眼看下去，一片灯海，很亮的亮光。“万家灯火”这个词早就有了，这次总算亲眼看到了。另一个亲眼看到的，是当时坐火车，两位日本老太太上来后，买了两盒饭，吃了半盒后，剩下的没带走。我看了就觉得，日本的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否则稍微节省一点的，那半盒可以不要了，那一盒至少会带走。
等到1978年，跟随领导人访日，看到的东西更高级。新日铁是代表性的钢铁企业，日本人非常想跟中国人做买卖，几个月前就做准备，海陆空都动员了，陆上警卫，天上直升机巡逻，海上潜水员下去，专门检查接待我们的气垫船。我有个印象，不提大家可能不知。下船后，每人发了一副白手套、一个安全帽，一圈考察下来，白手套整个还是白的。工艺上也很先进。烧熔化了的大钢锭，通过传送带，一条线下来，就压延成可以做汽车的薄板。后来又听说，现场操作的工人只有十几位，简直不可思议。
在汽车厂也是，主要看了机器手，自动焊接零部件，现场一片火花，人却没几个，都在遥控操作。小平同志幽默，说自动化效率高，保证质量，也不闹罢工。
事后还听过一些趣闻。比如日本朋友介绍，这个厂人均年产量94辆。据说小平同志说，比我们多93辆。这话是日本人后来讲的，小平同志是不是这么讲的我不知道。但我们确实看到了差距。那次回国后，没有过多久，深圳大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见诸于报刊。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在变化。
外交上，既要广交朋友，又得善做工作。中曾根首相很有特点，在日本评价并不算太高，认为他摇摆太大，取个绰号叫“风见鸡”，装在屋顶上，看风向的装置。我有些不同看法。对政治家的变化，要具体分析。进步的，前进的，应该欢迎。相反的自然另当别论。他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坚决反对，绝不退让。但去了以后，我有两句话，一是知过必改就好，二是知难而退也罢，总之不能再去，不去就好。小泉五年去了五趟，“政冷经热”五年。
中曾根很聪明，他对小平同志相当崇敬。小平同志也做他工作。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大企业动作非常之慢，中小型来了很多，大的很慎重。小平同志跟他讲，我们是近邻，你们将来得到好处可能最多。后来验证了。日本人自己也总结经验说，被大众、通用抢了先。 郭泉真
新闻推荐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