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沈氏家谱入藏上海社科院 学者热议民间修谱风潮
近年来民间修谱蔚然成风，家谱这一在政治运动、商品大潮冲击下中断数十年的传统重新成为传递中国家族文化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在学术领域，宗谱研究、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新谱”研究也成为新兴的热点。
11月3日下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共同发起的“江南沈氏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学术研讨会暨《沈氏宗谱》《晋陵沈氏概要》等捐赠仪式”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捐赠仪式过后，来自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学所、国际问题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学者就江南沈氏及家族文化、民间修谱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座谈。
会议现场
据常州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苏慎介绍，沈姓是江浙沪的大姓，江南地区的沈姓人口远远高于全国比例：“全国有沈氏五百八十万，按人口统计位于第三十七位；而常州的三百五十万户籍人口中，就有四万两千人姓沈。”其中名人亦不少，仅近代就有文学家沈雁冰（茅盾）、沈乃熙（夏衍）、法学家沈钧儒、革命家沈定一、书法家沈尹默、实业家沈缦云、学者沈曾植等赫赫有名的人物。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召集人之一。据她介绍，两年前，时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现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偶然得知她所在的“无锡世馀堂”新修《锡山沈氏宗谱》，且世系完整、上下三千年，便提出希望这一宗谱能够作为学术资料入藏历史所。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到今年才得以实现捐赠，但这一消息在江南沈氏宗亲中逐渐流传开来，竟获得意外热烈的反响。在《锡山沈氏宗谱》之外，又有沈氏宗亲向社科院陆续捐赠《复初堂沈氏宗谱》《怀德堂沈氏宗谱》《诏安沈氏宗谱》《楚黄沈氏宗谱》《师桥沈氏宗谱》，以及《晋陵沈氏概要》《吴兴沈氏金鹅文化》等族谱资料，构成目前“六谱两书一报”的捐赠格局。其中上海市文史馆原馆长沈祖炜先生捐赠的《师桥沈氏宗谱》系咸丰元年初刊、民国二年翻版，中华图书馆代印，十分珍贵。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沈国明在致辞中提到，在传统中国社会，家风、家训通过家谱流传，弘扬家族文化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发掘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还提到上海在家族文化研究中的优势：“上海图书馆有全球最大的家谱库，家谱目录就有十大卷，为做家谱研究提供了很好条件；而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很好的研究力量，上海地方史研究是我们的强项。”
上海文史馆原馆长沈祖炜表示，家族历史观念浓厚是中国文化的特点。“现在各地都有新一轮的家谱、宗谱修订热潮。我建议借今天这个机会，扩大联络，并依托强有力的研究机构，包括上海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等单位，推动江南沈氏及家族文化的研究，相信对于中国的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会有所贡献。”
民间兴修家谱成风潮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指出，近年来兴修族谱的现象值得关注。
“中国历史上修族谱曾是一件备受重视的事，但20世纪后半叶一度归于沉寂，很多家谱丢失、毁损，就此中断。然而最近二三十年来，全国各地，不只是江南，还有北方的山西、广东韶关等地区，修族谱、修祠堂非常活跃。”
王健认为民间修谱兴起有三个方面原因：
首先是当代城乡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公社解体以后，基层社会组织趋于涣散；中国过去的基层社会主要靠宗族关系维系，现在这一功能又在逐渐恢复，所以修族谱可以发挥整合基层社会组织系统的作用。
第二，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海外华人华侨凭借族谱记载寻根拜祖，这股寻根之风也带动了新的族谱修编。
第三，这些族谱发挥了存史的作用。族谱留存有大量当代家族史信息，而且是一套区别于官方叙述的档案，是难得的史料。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网上寻根和编纂电子族谱的潮流，技术的便利进一步推动了修谱的繁荣。
“族谱对社会历史文化研究非常重要。族谱中记载的家训、家风对族人有激励作用；同时它像一部百科全书，蕴藏了丰富的经济文化信息。我们老院长张仲礼先生研究中国绅士，就使用了族谱作为史料；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研究明清人口问题，也用族谱作为材料。沈氏是江浙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大家族，这些地区现存的明清和民国年间沈氏族谱有数百种之多，相信对这些新旧族谱的挖掘将对江南社会文化研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王健说。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近年来专注于江南望族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他在分享心得时表示，“做好家族史研究，家谱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称之为最基础的文献，因为它可以提供系统的家族姓氏和完整的谱系。但是有家谱还不够，仍需要其他资料做支撑，包括口述史。”
他以江南沈氏为例，通过资料库中的地方志、近代名人传，勾勒这个江南望族在近代的特点：
“第一是经理多、厂长多，也就是经商的多；第二是职业人士多，有画家、校长，更多的是律师、技师、会计师等职业人群。这说明沈家人在近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读书人多。”
通过这一线索，他又从江南名校的档案中挖掘信息，发现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等院校中也有很多沈氏子弟。“这是有内在联系的。一个家族为什么能兴旺持久？把资料勾连起来看，就能建立丰富的关系链。”马学强说。
除了资料以外，马学强认为家族史研究的思路还绕不开几个问题。“第一是“家国之间”，即家族与国家的关系；第二是“富与贵”，富是经商，贵是从政；第三是“原籍和移民”，近代以后移民很多；第四是“封闭和开放”，有大成就的家族往往是开放的，而非固守在一个地方；第五是“传承与变迁”，家族研究不应局限于古代，还要看近现代家族成员的职业变迁，这彰显了一个家族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角色。”马学强表示，“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个教授、培养一个科学家，是不容易的。有些家族名人辈出是有原因的，家风、家规可能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追求。”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
作为一种“江南现象”的沈氏家族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健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审视沈氏家族，认为这是一个典型具有江南“经世”传统的家族。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的历史上有很多大家族，他们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经世”传统。努力经营事业，积累一定的财富，才会慢慢培养出一些人才，逐渐入仕，进而有发展。沈氏家族是非常典型的有自身精神传统的家族。”
王健表示，从南宋时期倡导“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沈焕，到宋代著名的科学家沈括，这些人物说明江南沈氏自宋代以来就有“经世”的传统。
“明清以后，沈氏家族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旺，我们可以从很多江南地区的地方志里看到沈氏族人的踪迹，尤其是他们与市镇发展的紧密联系。这说明江南市镇最初的兴起往往就是一些当地望族去经营商业，进而慢慢发展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涟川《沈氏农书》，这本书里提到了著名的“桑基鱼塘”这种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沈氏，但作为一部反映明末清初太湖低地农业发展情形的重要史籍，它说明了江南沈氏对当时的农业商品化生产有着很深的介入。”
元末明初，江南沈氏家族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以海外贸易发家致富的沈万三。明清时期，商人地位进一步提升，江南沈氏家族对这种变迁也是比较敏感的，比如清代嘉道年间归安人沈垚就曾讨论过宋明以来士商地位的变化情形，揭示出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的历史变迁大趋势，这绝非是普通儒者所能洞察得到的。
王健认为，江南沈氏从南宋到明清、乃至近代，始终传承着一种“经世”的哲学。“即便是一些没有直接从事商业经营的人物，比如茅盾（沈雁冰），我读他的小说，我总觉得和其他人的文章不一样，茅盾对社会经济，特别是对江南经济变迁有非常深刻的洞察，这应该和他的家族传统有关系的。”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健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毕旭玲则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了有关江南沈氏的民间传说及民间信仰。
文言志怪集《夷坚志》记载了南朝文学家沈约“舍地为寺”并被民间奉为土地神的故事。湖州乌镇普静寺所在地，原是沈约父亲的墓地。沈约在梁朝为官，每年返乡祭拜，每次回京时梁武帝都派昭明太子远道迎接他。沈约过意不去，就将父亲迁葬南京，而原来的墓地捐赠做了寺庙。寺僧为感谢沈约，便把他奉为土地神。
“这个材料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献中“舍地为寺”的记载很多，但是因此封为土地神的很罕见。这是怎么发生的？我想，无论六朝还是南宋，都是社会动荡的时期，百姓为了生存下去，依附世家大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沈氏是非常有实力的大家族，寺僧把沈约作为神来供奉，可能就是希望得到大族的庇护。有趣的是，我在德清调研时发现那里也有供奉沈约的土地庙，沈氏家族在那里居住过，那是他们的家庙，后来又成了土地庙。这种祭祀行为的背后实际上也是当地民众在向世家大族寻求庇护。” 毕旭玲说。
毕旭玲还探讨了沈万三的民间传说。“江南地区至今流传着沈万三通过海外贸易发家致富的传说，沈万三手捧聚宝盆的形象则是一种财神的形象。有学者考证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学者认为是元末明初，并且盛传沈万三和朱元璋有深刻的矛盾。我想，元朝从忽必烈开始就非常重视发展对外贸易，此时沈万三的传说也都是关于他如何通过海外经商发家致富；而到了明朝，海禁背景之下的政策和元朝形成鲜明的对比。沈万三和朱元璋有矛盾的传说，或许就是这种对比的映射。”
“财神”沈万三像
传统家族文化在新时期的挑战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蔡丰明在发言中指出，传统的家族文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正面临挑战。
“首先家庭结构改变了，过去是大家族，现在都是核心家庭、小型家庭，家族身份逐渐模糊，对当代人来说，应该怎样续好家谱？二是文化传播方式改变了，古人识字不多，很多道理是从家族教育中习得的，而现在知识不需要通过家族来传授。三是社会评价体系的改变。过去我们称赞一个人“受过良好的家教”，是建立在对家族评价体系的认同之上；现在不太用这个标准来评价人，不再认为家族对人行为的约束是最重要的。”
蔡丰明认为，不应在当代社会评价体系中失落家族文化的地位。而从宗谱研究的角度，他认为首先应重视谱系的梳理，重新接续在政治运动、商品大潮冲击之后断裂的族谱；其次应重视宗族的变迁，尤其是上海这样五方杂处的城市，移民使谱系梳理的难度更大；第三，修宗谱应研究其精神价值，许多宗谱都承担了传递社会价值的教化功能，是很好的教科书。最后他建议搭建以上海社科院为平台，搭建跨学科的宗族研究中心，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响应。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蔡丰明
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长钱运春认为，研究家族应该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家训可以视为对国家教化的一种回应。
“近代以后的家族文化是有很大变化的。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对家族文化很重视？因为工业化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稳定机制，特别是家族的救助机制——过去家族提供社会救济的功能，比如义庄、义田等，以此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工业化流动以后这种救助机制就跟不上了，一方面距离太远，一方面工业化在初始阶段的时候我们所能提供的救济能力是不足的。当社会救助机制不完善的时候，宗族救助的需求就被激发了。”
如何从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宗族文化呢？钱运春认为，首先应该探讨一种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家庭教育文化，适应核心家庭的家教文化、家训。另外，对世系应该淡化，很多家族的世系说不清。“天下沈家是一家，天下钱家是一家，以这种方式来做的话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困惑，更适应现在的传播方式。”钱运春说。
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长钱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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