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一部淡而有味的上海别传
□本报记者 徐敏
今年10月,作家王安忆出版新书《考工记》。书名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它叙述了一名上海洋场“小开”在与老宅的共守中,蜕变成一名平凡的普通劳动者的故事。这是继《长恨歌》之后,王安忆书写的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相比于将王安忆定性为“海派作家”的《长恨歌》,《考工记》是一部淡而有味的非典型的海派文学作品。
一个人和一幢祖宅的沧桑史
《考工记》是春秋战国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载了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此次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命名为《考工记》,与此前用白居易长诗《长恨歌》做书名异曲同工。本书讲述了一名曾经的上海洋场“小开”经历各种变革和改造,一辈子居住在祖宅中并逐渐蜕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
1944年秋末,经历战乱,跋山涉水,世家子弟陈书玉终于回到位于上海南市的祖宅“煮书亭”。陈家三代同堂,人口众多,而他却是陈家的“透明人”,亲情淡薄,和所有家人都不亲密。但他爱好交友,与花花公子朱朱、律师世家奚子、开木器行的大虞等四人被戏称为“西厢四小开”。历史变迁中,“四小开”也各自遭遇着命运起伏:大虞父亲因无意收购了日本家具而获罪,财产充公,举家迁往乡下;朱朱入狱,后全家移居香港;奚子则一直音信杳然。“四小开”猝不及防地被命运推着走,各散东西。
上海解放后,大学工科肄业的陈书玉应聘成为一名小学老师,这
也成为他终身的职业。随着祖父母的离世和亲人的搬离,老宅只剩下他一人。细想几
位朋友的命运,再看看自己所住的这座精美绝伦的清代大宅,他变得患得患失。陈书玉自己也渐成一件不能自主的器物,一再退隐,在与老宅的共守中共
同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修缮和改造,里里外外,终致人屋一体,互为写照。陈书玉和老宅相伴相生,一起接受修复和改造,如此延宕六十年。
《考工记》的故事来自于王安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走访
上海市中心老宅的灵感,后又经在上海文博部门工作的舅舅牵线,在漫长的岁月中,参观房屋、聆听历史,就“修葺房屋”的主题,断断续续地观察、素描了工匠们的心灵与这栋老宅命运之间的辉映。王安忆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我将小说题作‘考工记’,顾名思义,围绕着修葺房屋展开的故事。又以《考工记》官书的身份,反讽小说稗史的性质……这个人,在上世纪最为动荡的中国社会,(砺和修炼自身,使之纳入穿越时间的空间,也许算得上一部小小的营造史。”
缺少辨识度的“佛系”男主人公
陈书玉是《考工记》绝对的“大男主”。故事从他在西南联大读完书回到上海开始,从二十多岁一直写到了七十七岁。通篇读来,比起他的“四小开”朋友来,陈书玉度过了一个波澜不惊的人生,毕生没有换过职业和住所,终身未娶。如果要从他的人生中找到些许起伏的经历,当属书中穿插的一段讲述陈书玉在西南联大读书的不大的篇幅。
读大学那一年,温饱没有保障和直面同龄人的死亡让陈书玉的思想内核开始发生转变。在一系列小心翼翼的改变和适应后,他终于接受现实。世家湮没,“小开”已成为历史,是时候走出家门自食其力了。即便是后来几十年里,各种误解和质疑不断,陈书玉也从不争辩,甚至积极接受各种学习和改造。这种过分自觉,生怕给人添一丝一毫麻烦的性格已经形成。这种对命运的妥协,曰:顺其自然。
同样是写旧时代的上海,陈书玉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大有不同。陈书玉这个人物的明艳程度,远不及王琦瑶带着粽叶糯米般欲拒还迎的撩人清香,书中甚至连对其细致的肖像描写都没有。陈书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没有面孔和个性的人物,十分寡淡。既没有十分钟情的女子,也没有哪种强烈的兴趣爱好。小开时代一个有些好感的红颜知己采采,还因为他异地求学而不了了之。此后的人生中,除了对朱朱的妻子冉太太在交往中流露出些许佩服和敬意,对其他女性再无情感波澜。剧烈的性格冲突、龉龃的贪念淫欲、偶尔的愤懑不平,通通被抹去了,甚至脸红脖子粗大动干戈的一回吵嘴都寻觅不见。时间愈往后推移,他愈生长出毫不起眼的底色,被难以言说的外力打(得溜滑滚圆,算不上窝囊也与风骨绝不沾边。混迹于人群中毫无辨识度,竟是他最大的特点。
对于《考工记》主人公的如此设定,《复旦研究生》报刊文称:选择一个“没有面孔”的人做主人公,可以体会出作者的定位:《考工记》不仅在于讲好一个故事,更有一种无限逼近于真实的勇气。忆及曾经的那一段动荡岁月,我们习惯于宏大叙事和官方正史。而真正打动人心的却往往是一些不起眼处细节、一些瞬间的原初体验,以及对人性的烛照和对时代痛点的触碰。
非典型的海派文学作品
谈到海派文学的创作,数其代表作家,有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和金宇澄等人。和其他人不同,王安忆的写作派别在不同的时代随着评论家们的定位不断发生漂移。最早是知青作家,后来是寻根文学作家,直到1995年《长恨歌》横空出世,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对上海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使她被归为海派作家,而很多人更将王安忆看成是上海文化的一个代言人。
这本《考工记》,被评论家们称为《长恨歌》的姊妹篇,是又一部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确实,两部书同样是借用经典命名,故事发生的时间、空间基本重合,取材于现实。主人公一个是弄堂的上海小姐,一个是大宅的世家小开。性别不同,视角不同,同样展示了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图景,书写了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孤独宿命。这种宿命感之于王琦瑶,是“上海小姐”的名头,之于陈书玉,是“煮书亭”这座大宅。
然而细看下来,虽然也是写上海,这部小说和典型的海派文学代表作相比,还有着鲜明的差别。比起《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的系列故事背景设定在上海的小说,以及近几年广受好评、影响颇大的《繁花》,《考工记》中那种展示大上海光怪陆离和琐碎细腻的生活百态的味道少了很多。典型的海派文学作品中,作家往往不遗余力地描写都市,把“上海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都是作家们反复描摹的意象。这些在《考工记》中却淡了很多,王安忆似乎更加爱惜笔墨,鲜有文笔沉溺在一个场景中任其蹉跎,更多的是几句话就带过了一段复杂的历史——要不然,小说何以容纳近六十年的历史脉络。如此看起来,这本小说更像一部非典型的海派文学作品。
复旦大学讲师、青年作家张怡微评价《考工记》:“《考工记》以勾连物质与人间交互作用的意图颇似《天香》笔法,单一赘叙的写实风格虽可追溯至《长恨歌》,但将市民与房屋这样的世俗故事推向严肃的历史大境界,《考工记》为“海派”叙事再度建树了标志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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