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丁：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新变化
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于2018年11月2日-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期间，张婧轩采访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柯马丁教授。采访中，柯马丁教授分享了他对于本届大会和学术研究的一些看法，介绍了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的相关情况，并表达了对中国青年学者、学生的肯定和殷切期待。
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德国科隆大学汉学博士，曾任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亚洲研究讲座教授，国际汉学学术刊物《通报》（T'oung Pao）主编。研究领域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思想史、艺术史和宗教史，致力于早期文本的形成、接受、经典化研究，同时对中国古代及中世纪诗歌的理论、美学、阐释实践等有浓厚兴趣。主要著作：《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之开章《先秦西汉文学》等。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古代中国
这是您第二次参加世界汉学大会，这次参加与上次参加的感受有何不同？
柯马丁：上一次我与科罗拉多大学的柯睿（Paul W. Kroll）教授一起回顾了《通报》（T'oung Pao）的发展历程。这一次，我将发表主题演讲。上次的小组讨论十分精彩，期待这次会有更多的听众。
您如何理解今年会议主题中的“包容”与“多元”？
柯马丁：“包容”和“多元”是直接取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术话语中的术语，是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在美国，它们尤其关涉种族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但老实说，我并不确定它们在当前中国社会或是特定学科中的含义。比如，对于（海外）汉学来说，“包容”和“多元”意味着什么？是指中国大陆以外，我们所研究的遍布世界的华人社群？还是指在研究中运用多种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又或者是指不同国家的不同汉学传统？让我们拭目以待。
您的演讲主题为“Understanding Ancient China in the Ancient World”，如何解读？包括哪些维度？
柯马丁：我选择这个主题是为了回应会议主题中提到的“多元”和“包容”。首先，我主张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古代中国，这样的方法是多元化、包容性的，它使我们摆脱狭隘的汉学话语，也摆脱了任何具体的中国话语。其次，我认为，在研究古代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观察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何不同，这也是“多样性”的一种体现。在主题演讲中，我强调了不同古代社会之间的跨文化比较，这是防止我们基于当代目的而错误界定“中国古代”的最好方法。
您在文中提出，“比较意味着陌生化那些太过熟悉的东西”“进行比较的双方之间需要有距离”。那么，“陌生化”的作用是什么？本国学者在研究中应该如何创造距离？
柯马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如果仅仅研究自己的文化，我们就会把这种文化中的一切都看作是自然的，并简单地认为，我们的古代文化可以用现代视角来解读，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称之为“本质主义”。如同适用于任何其他文明那样，它也适用于中国。比较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使我们冲破自身的文化藩篱，并在我们与自身的知识领域间建立距离，这就是我所说的“陌生化那些太过熟悉的东西”。我们突然意识到，许多我们认为“自然”的东西（仅仅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既不自然也非必然，它们是特定的文化选择。要理解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研究其他文化，并了解它们是如何做出不同选择的。正如马克斯·缪勒所说，“只知其一，一无所知。”或像歌德说的那样，“不懂外语的人对自己的语言也一无所知。”我希望我们都能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当我说中文时，我讲的是英语、拉丁语和法语之外的第四外语（我的第五外语是日语，现在正在学习意大利语）。我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在人文学科中，通晓多种语言、文化的学者总是要比那些对其他文化一无所知的人更有学问。我经常听到三、四十岁的学者说，他们年纪太大了，连一门外语都学不好。恕我直言，这只是偷懒的借口。
“新学语”与新技术
近年来，古代中国研究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学语”。在您看来，汉学研究中引入别国的学术话语是必要的吗？
柯马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拥有共同的概念和理论文献体系。这种概念性思维的本质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文明，因此对于任何比较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说它重要？因为所有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同事都熟悉这套概念和理论话语。如果我们想同他们进行对话，就必须掌握这些学术话语。声称这些话语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会使自己变得孤立且边缘化，我们的研究将局限于传统的观念，甚至对其他东西一无所知！只使用中国传统术语的中国研究无法跨越学科和国别的界线，在中国以外意义甚微。当然，任何其他文明的研究也是如此。当我们学习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或意大利文学时，我们会使用一些在其他学术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概念。要求在学习德国文学时只能使用德国思维是很不明智的，在欧洲没有人会这么做。
近几年“古籍上网”成为新的趋势，从前难得一见的珍贵古籍如今可以在线观览。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以现代科技手段关注写本物质性的研究。在您看来，古籍数字化与高科技的引入为当今汉学研究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柯马丁：现代电子技术已经开启了研究古代文本的全新方式。我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对成千上万的文本进行“大数据”搜索，并在更深层次上探索古代文本之间大规模的互文性。目前，我们所有的检索方法都基于汉字，下一步则是根据词语的发音设计检索，这样我们就可以识别出大量此前没有认识到的文本相似性。这也是我和我的两个博士生正在做的工作。同时，自然科学中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出土文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例如分析竹简中的墨。目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破坏竹简和墨迹。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应该可以进行非侵入式、非破坏性的复杂分析。
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研究中国
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设置在中国人民大学，是否意味着将研究重心放在“古代中国文本文化”上？设立这个研究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柯马丁：并非如此。在英语里，标题中的“文化”是复数形式。我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会涉及到中国，却又不限于中国，不以任何方式受中国概念的限定或约束。在中国研究方面，我们既有中国本土的学者也有来自海外的汉学家。我们研究中心的宗旨是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中研究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邀请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如古典学、圣经研究、近东研究、埃及学、印度学等等。总之，我们的工作坊和会议都围绕着研究所有这些文明展开，并力图在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间建立起交流、对话的新渠道——不仅仅是汉学家，也包括其他研究古代和中古文明的学者。例如，许多古代文化中都有写本，因此，我们可以就“写本研究”进行比较对话。我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使得来自诸多不同领域和学科的最优秀的学者共聚北京。此外，所有这些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外国同事都因我们的会议而备受启发。
自成立以来，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已成功举办多次活动，您如何评价这些活动的效果和影响？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柯马丁：毫无疑问，我们的国际会议促进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研究领域最顶尖的高级学者间的交流。但最重要、最精彩的活动还是我们为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举办的每年两次的工作坊。我们惊讶于学生和学者们可以在为期一周的教学中学到如此多的东西：他们学会了如何发掘新的研究问题，并迅速地拓宽了自身的知识视野。此外，还会有来自三、四个不同领域的指导老师全程参与，带领大家进行跨越不同古代文明的活跃讨论。工作坊期间，不仅学生们可以学到大量新知识，指导老师们也会因长达一周的对话而受益良多。总的来说，这些工作坊是我整个学术生涯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我的很多同事也有同感。迄今为止，我们已成功举办了关于古代经典与阐释、写本研究和古代史学的工作坊。明年1月，我们的主题将会是埃及和中国的写本。如果每年两次的工作坊继续举办下去，将会逐渐改变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方式，也将改变我们研究其他古代文明的方式。这是一次真正的交流，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其好处是双向的。
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近期还会举办哪些重大活动？能否请您展望一下研究中心今后的发展？
柯马丁：除了每年4月的学术会议外，我们将继续在1月和6月举办工作坊。此外，一年中会有多个国际学者研讨会和公开演讲。比如，明年1月，在我们的埃及和中国写本工作坊举办之前，剑桥大学的高奕睿（Imre Galambos）教授将出席我们为期一周的研讨会。他是敦煌写本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会为我们授课四天。
“我观察到许多极好的变化”
您之前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不少中国学者不重视外国的研究。近几年您常到中国高校进行交流，接触到不少年轻学者，包括本次与会的也有很多青年学者，您对此有什么新的观察？您之前批评的现象是否有所改观？
柯马丁：我确实观察到许多极好的变化。然而，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北京、上海最好的大学中，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开始重视国外学术，他们中的一些还关注到对其他文明的研究。我的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建委副教授、北京大学的程苏东副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郭西安副教授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在北京和上海之外，这样的意识似乎还不够强。我认为这与资源的缺乏有关：目前在中国，只有最好的高校才会定期购买国外学术书籍、订阅国外学术期刊。好在，为了方便起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国外学者都在网站上发布了PDF格式的论文，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可以免费获得，我衷心希望这会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年轻的学者和学生确实没有理由不学习外语，他们必须具备阅读国外学术原著的能力，而不能仅仅依赖中文翻译，因为大多数翻译都错误颇多。
中国学生到国外学习汉学已然成为新的趋势，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如果想要出国学习汉学，应提前做哪些准备？
柯马丁：我很欣慰地看到有如此多的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汉学。然而，这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他们必须具备极高的英语水平，并且熟知海外汉学的主要著作和研究主题。不了解海外汉学研究的学生很难被国外的博士项目录取。此外，海外汉学经常提出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且具有独特的理论话语、方法和途径，因此，中国学生要想在国外取得成功，就必须熟练掌握这套话语、方法和途径。此外，除了英语，学生们还需学习其他的外语。在普林斯顿，我们要求学生至少掌握法语或德语（最好兼而有之），以及日语。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普林斯顿录取的中国学生都是非常优秀、聪明且准备充分的。我对他们非常满意，他们也都非常努力。
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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