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 中国如何进入国际大家庭？
1858年6月26日，在英方“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也不容改”的要求下，中英双方在天津海光寺内签署了《天津条约》。这幅刊载于《伦敦新闻画报》的版画，是画师对签字场景的记录，左坐者为中方代表桂良，中坐者为额尔金。
额尔金，英国驻中国的全权代表，火烧圆明园主要罪魁。
《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
作者：（美）徐中约 译者：屈文生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8年6月
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其本质特点是冲突与合作。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科技进步、新航路开辟、国家权力扩张，以及开拓殖民地市场等因素，使得大英帝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与崛起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一套全球化的新秩序。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疆界概念，其政府亦不具备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鸦片战争的爆发，意味着这个东方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之下，必须学会如何与洋人打交道。误解、隔膜与屈服自不待言。在主流史学的叙述中，一部近代史，便是一部帝制中国如何摆脱西方列强殖民和压迫的历史。这一“受害者”叙述，容易导致对那些身处时局的当事人，在外交斡旋中因应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巨大差异时的历史细节有所忽略。
历史学家徐中约教授的《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运用中、英、法、日等多种语言的文献资料，通过考察从1858年英方如何在《天津条约》中获得设立公使馆的权力，到1880年中国在西方国家相继设立公使馆的过程，探讨建立在主权国家间平等交往基础上的近代欧美国际法体系，是如何拓展到东亚、取代东亚旧有国际秩序，这也是中国从古老的天朝上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艰难蜕变的过程。
叩开帝国大门的陌生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国门的初次尝试。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人在中国境内展开沿海贸易、征收厘金等具体问题被提上议程。在华设立常驻公使，成为西方列强的目标。
然而，此时西方国家的立场并非铁板一块。英国并非要同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而是希望拓展有利于商业贸易的便利制度；法兰西帝国在华缺少商业利益，拿破仑三世希望向中国传播天主教以获得荣耀；作为英、法两国的潜在盟友，美国处于隔岸观火状态；而俄罗斯政府则认为，英、法此举将危及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列强间的内部差异，为清政府的因应举措增添了一份扑朔迷离。
这一时期，处理夷务的两个主要官员是钦差大臣耆英和桂良。耆英有丰富的处理夷务经验，持调和立场，希望凭借私人友谊和恩惠感化“蛮夷”。然而，与他谈判的额尔金使团毫不领情，使得耆英在谈判桌上窘迫不堪，“以泪应对”。
咸丰皇帝对耆英失望至极，令耆英自尽以谢天下。在徐中约看来，耆英的悲剧结局，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在黑暗中相互摸索的第一次失败——英方原本要在武力战争之后寻找和平契机，而耆英本就带着和平的目的而来。然而，傲慢的额尔金使团，不仅误判了耆英的立场，也增加了中国与西方列强谈判的波折。
中国钦差大臣与西方使节的矛盾，在于秉持“天朝上国”观念的清政府，认为不应同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西人建立往来关系。而西方使节则希望通过允许公使常驻北京的国际惯例，与清政府直接打交道。为此，他们不惜以武力相逼。在这一点上，无论是额尔金和他的助手李泰国，还是美国公使列威廉或法国公使葛罗男爵，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妥协与激进的折冲
自鸦片战争以降，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大清王朝在官方与民间都孕育出专门负责夷务的买办与洋务派官员。然而，清廷内部的监察御史和翰林，将自己视作抵御外来侵略者的忠诚卫士，对洋务派效仿夷人的做法激烈抨击。
在徐中约看来，文人士大夫旨在极力维护既有的社会道德与政治秩序。他们无法获得一手的夷务机密，无从知晓时局的严重程度和船坚炮利的强大威力，对制定决策不承担实际责任，更容易凭借犀利的措辞和冠冕堂皇的话影响圣上。他们提出的御敌之策荒诞幼稚，几近笑谈。
事实上，晚清时期的满族并非比汉族更倾向于求和，满族和汉族都是排外的，但是由于满族掌权者对时局严重性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对朝廷安危的强烈关切，使他们在时局面前的态度更为灵活。他们愿意为了长远的未来作出让步。而汉族官吏在朝廷内部多出任文官，他们首要关心的并非朝廷安危，而是维系汉族的传统和生活方式。
《天津条约》订立后，尽管中方在这一条约中加入颇多限制条款，但已经无法阻止西方公使在帝国首都居住。作为处理夷务的官方机构，总理衙门应运成立。鸦片战争前期，外国人被隔离在广州。《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清廷加封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头衔办理五口通商事务。在《天津条约》之后，钦差大臣职务转移至上海。1861年，西方国家相继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总理衙门应运而生。伴随这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帝都的空间转移，帝制中国被一步步拖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洪流之中。
朝贡体系崩解与使馆制度确立
帝制时代的朝贡体系，是基于儒家礼制思想的产物。奉行皇族家法的清廷，秉持“敬天法祖”的孝道，一心维系祖先创下的基业和定制。在这一制度桎梏下，只有强势、果敢的皇帝才敢于破除制度窠臼。而咸丰皇帝是一位优柔寡断者，他倾向于守住既有政治社会秩序。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背景下，御史和翰林这一帝制时代最具发声能力的精英群体，将他们的排外主义发展到极致。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重申儒家道德秩序，才能将夷人驱逐出去。遗憾的是，在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面前，提倡儒家道德秩序犹如螳臂当车般荒唐而又悲壮。
外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意味着西方国际法在东方的扩张和胜利。尽管，美国历史学者芮玛丽提出著名的“同治中兴”的说法，但在作者看来，同治时期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它在带来良好结果的同时，缺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取精神。
所幸的是，此后数十年，清廷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条约在使中国为和平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是约束外国人的必要手段。清廷开始运用国际法规则，向外国派驻外交公使。郭嵩焘、沈葆桢、薛福成等一批朝臣走出国门，增进了对西方列强的了解。至1880年，清廷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和日本设立了公使馆。在开展外交关系时，清廷的外交官开始援引国际法，争取国家权益。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被带入世界民族国家的潮流之中，作为天朝上国的时代行将结束。
清末的外交日益影响内政，与“蛮夷”的屈辱往来，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社会思潮和时人心态。对历史进程而言，这种影响更为久远。罗志田曾在《权势转移》一书中指出，近代以来，来华传教士群体，对倚仗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代理人在华强取豪夺的行径渐生不满。这是以拯救和精神解脱为目标的宗教理念，与以搜刮和现实利益为宗旨的世俗欲望之间的冲突。然而，在此岸和彼岸混沌不分的帝制中国官民眼中，他们并无不同，都是非我族类的化外之人。
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洋务派的主导下，帝制中国的政治精英，缓慢开启了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步伐。然而，从《马关条约》至庚子赔款，秉持儒家道德理想的“清流”——文人士大夫官僚把持了庙堂与民间的话语权，导致了一段激亢、短暂的极端排外的历史回潮。
民族国家是启蒙运动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产物，其政治正当性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缘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天赋人权的捍卫。诚如作者所言，晚清中国以具有现代主权的民族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社会，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然而，民族国家作为具有清晰领土边界与主权的政治机器，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实现主要民族与其他少数边缘族群的多元共处，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议题。
帝制中国所特有的包容与多元化族群共处等特点，开始为民族国家的批判者所注意。在书结尾，作者画龙点睛般地指出，中国因迫不得已而加入国际社会，这意味着天朝上国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并非荡然无存。晚近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也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国走了一个半世纪。□胡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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