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点评李鸿章
今年【十一】前夕，合肥市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启动﹃万人评画李鸿章﹄活动，希望邀请社会各界了解李鸿章，客观地评价他的功过一生。从三位专家学者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丰满的晚清重臣形象。
李鸿章——引领中国走上近代之路□汤奇学（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然而，除林则徐、魏源少数“开眼看世界”的人之外，数亿中国人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大批有识之士方才觉醒，国内兴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毫无疑问，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杰出的代表。
李鸿章通过多种途径长期不懈地了解西方，成为清朝最通晓西方的高级官员。他以世界的眼光和历史高度指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已成弱国，非学习西方进行变法无以自存，变法是“圣之时”，即便是孔子，在当今也会变法求强。李鸿章更是一位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改革家。在创办洋务新政的过程中，面临两大难关：其一，支持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是极少数派，朝野上下大多是守旧派，他们视改革派为不忠不孝之人，攻击的主要对象便是李鸿章。因此，李鸿章在创办新政时难免张皇四顾，不敢放手一搏。其二，缺少资金和人才。李鸿章喟叹，办事之难，非局中人不能知晓。他克服重重阻挠，先后创办了一批近代军工厂、民用企业、新式学堂和北洋水师等，让中国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在晩清社会充斥虚骄之气的氛围下，李鸿章大胆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想以较小的让步为中国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然后锐意变法，实现自强。李鸿章是公认的谈判专家，但弱国无外交，他只能在谈判桌上竭尽所能，减少中国损失。甲午战败，更是让他的声名扫地。可惜的是，清政府在签完丧权辱国的条约后，并没有卧薪尝胆、变法图强。
人们常拿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相比，实际上日本学习西方早于中国。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更以举国之力学习西方，而洋务运动仅仅是几个洋务派官员——主要是一些地方督抚倡办新政，中央政府有时予以支持，有时不予支持甚至拆台，这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是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功臣，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更由于整个社会环境过于保守，因此不仅未能推动中国近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其自强梦更以破灭告终。
如何评价李鸿章与他推行的中国近代化□翁飞（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色彩最斑斓、变动最激烈的，要数19世纪下半叶。一方面，西方列强用鸦片贸易、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敲开了中国的门户，企图使中国沦为世界资本市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一方面，中国封建末世所积累的各种矛盾，以太平天国战争的形式总爆发。这种局面，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三千年一大变局”。
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思潮纷呈，流派林立。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高层应运而生。他们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学习西方、推行改革，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
虽然洋务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只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但它毕竟在封建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的近代化由此艰难地起步了。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訢、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等。
晚清时期，革新与守旧的争论十分激烈。某些利益要求和思想见解相同或相近的人们聚合成群体，尊奉一个或数个实力人物为领袖，侈谈时务、议论朝政，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就形成了近代集团政治。
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在19世纪70年代以令中外瞩目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它以李鸿章为唯一的领袖，形成众星拱月的结构。淮系集团对待西学更具趋新意识，在运作上更注重务实，整个集团体现出“从安徽走向全国、从内地走向沿海、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三大鲜明趋势。
淮系集团努力奉行李鸿章所提出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领，先后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两支近代化的军队；创办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之中的三个：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又插手福州船政局的管理和人才培养；后来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并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派遣多名赴美赴欧留学生、创办新式军事学堂。
可以说，淮系集团是当时众多洋务集团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集团；而其领袖李鸿章，则是一位伴随着近代化潮流而产生，并与其命运相始终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论成败得失，都是为了应对时代变局而进行的强国富民的探索和尝试。
不同时代人们眼中的李鸿章□周乾（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如果说一个人给这个时代众多方面都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的话，那么，李鸿章无疑可算其中之一。梁启超甚至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和领袖，主流看法认为他是真正的国家栋梁，社会前进、民族振兴希望所在。然而，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掌控的耗费国家大量资金打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不堪一击，尤其众多被李鸿章委以重任的淮系将领在战场上表现得昏庸无能、贪生怕死，引起民众的强烈愤慨，认为他应对中国战败负主要责任。再加上李鸿章被清廷派去签订《马关条约》，承担了卖国贼的恶名，成为千夫所指。
因此，甲午战争是李鸿章走下神坛的转折点，这从晚清报刊评论中也可看出。我承担的国家清史课题项目《近代报刊中的淮军》，辑录了《上海新报》《申报》这一时期大量报道及相关评论。《申报》认为，正是李鸿章的长期把持，使得淮军和北洋水师中长期任人唯亲，腐败盛行，导致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尽管淮军和北洋水师拥有近代化的西方武器装备，然其指挥系统、战略战术、近代作战技能却完全没有掌握，作为统帅的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成为这场惨败的替罪羊，失去朝廷信任，离开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关键职位，被贬至两广总督，渐渐不再成为报刊记载和评论的中心人物。直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再次起用李鸿章与列强谈判，中国的知识界和士大夫对李鸿章的态度才有所转变。最终，李鸿章签署《辛丑条约》。从晚清报刊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此事并没有过多指责，反而给予肯定和积极的评价。但是，李鸿章并未因此摆脱甲午战败罪魁祸首的阴影。1901年底，李鸿章病死，《申报》等中国报刊并没有像对待前后去世的曾国藩、刘坤一、张之洞甚至曾纪泽、李鸿章夫人等那样，予以应有的关注和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李鸿章的形象和地位又多次发生变化。解放初期，人们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腐朽和专制的清王朝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再加上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众多条约，自然成为政治批判的靶子。直到改革开放之际，邓小平同志仍说“我们不做李鸿章”。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阶级斗争史观对史学界的支配地位开始下降。一些学者开始以西方传入的近代化史观来重新解读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并非一无是处，它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旭麓先生甚至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关键人物”。1988年10月，合肥市政协曾与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举办“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一致肯定李鸿章所办的洋务企业客观上将先进的生产力引入中国。但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仍坚持认为他在外交上懦弱无能，未能维护国家利益，导致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对李鸿章的评价出现“毁誉各半”的局面。
上世纪末开始，学术界对李鸿章的研究开始从脸谱式的简单评论，转向探索研究他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各领域所带来的影响，更多的研究李鸿章的年谱、传记、评传及学术论文问世。
21世纪初期，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研究李鸿章开始朝着更务实的方向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客观、公正和全面地评价李鸿章的功过是非，必须建立在全面收集、整理和编纂有关李鸿章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经过十多年努力，戴逸和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李鸿章全集》出版，包含奏折、信函、电报等大量未刊文献。目前，国家清史课题项目《近代报刊中的淮军》也已完成，其中辑录了大量李鸿章署名的告示、函电、批文等文献，还有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中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全部会谈辑录。我相信，随着实事求是和求实务实的学术风气的逐渐形成，关于李鸿章研究一定可以朝着更为广阔、更加客观、更加公正、更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方向前进。高永俊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陈丽卿整理（图片由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提供）
新闻推荐
中国纪检监察报11月1日报道，“请家长们在2018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参与点赞“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并请每班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