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双绝”：入世社评 出世小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金庸是一个作家，一位武侠小说大师。殊不知，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报人，一位社评高手。
在金庸以小说家出道之前，他的身份是报人。即便靠小说声名大震之后，他还在办报。他与报纸结缘，最早是从1946年成为杭州《东南日报》外勤记者开始的，主要任务是收听英文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之后《大公报》在全中国范围内招考记者，只有两个名额，应征者却逾三千人。金庸因表现卓异，被录取，进入上海《大公报》担任电讯翻译，不久被派往香港。后来，他与他中学同学沈宝新合办《明报》。也是从这时候起，金庸开始在《明报》上刊发自己撰写的小说《神雕侠侣》，后来他的大部分小说，也是在《明报》上发表的，一直到《鹿鼎记》。初期的《明报》，只是一份小型报，销数最差时不过五六千份，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人。金庸以其独特的办报理念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报业市场中立足，《明报》很快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大报。
在《鹿鼎记》之后，金庸专注《明报》的社评写作，不再写小说了。据倪匡所言，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九），由金庸亲自执笔。凭着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即便那些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在报人中，评论写得好的，比较少见，尤其是社评写得好的，更为罕见，比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均是罕见之才；在小说家中，也鲜见有评论写得好的。当然，更为罕见者，是社评和小说的“双栖选手”。金庸能在社评和小说中自如切换，双向开关，从心所欲，且均成上品。这种才能极为罕见。
社评写作强调理性，文学写作强调感性。理性和感性之间，在很多人那里，是水星与火星的距离，但在金庸那里，则水乳交融，切换自如。如此才禀，让人惊叹。达到这种境界，关乎才禀，更关乎情怀。没有才情，即便想在评论和小说中出入，也难得门径。没有情怀追求，评论和小说都难成高格。
社评是入世之作，强调作者积极入世，干预现实，即兴发声。作为社评写手的金庸，要用评论影响读者，用思想引领舆论。这就要求作者须有很高的站位、敏锐的感知、开阔的视野、过人的胆识、深刻的洞察、杰出的表达。这些条件和禀赋，金庸均属上才。《明报》的目标受众定位在知识分子，要用评论影响知识分子，社评作者必须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其才、德、识，皆须有极高的水准。
金庸的武侠江湖，是一个迥异于庙堂和俗世的“出世”之境。在小说里，金庸凭借卓越的想象力和故事演绎才能，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这里，作者摆脱了入世羁绊，放空世俗包袱，忘情地投身于想象的江湖，爱恨情仇、善恶美丑以及人物命运的沉浮起落，都由作家意志和想象力驱遣。相比之下，社评写作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自由度。社评更注重影响世界，但无法创造世界。金庸的小说却做到了这一点，藉此安顿他的情思和忧患。
金庸的社评与小说，不是彼此绝缘的独立王国，而是气脉贯通的。金庸小说的格局和情怀，都是顶配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没有这等追求，金庸小说不可能呈其大，影响力也不可能如此之大。换句话说，金庸写小说，也是有入世情怀的，以入世之心出世，成就了金庸的“侠之大”和“江湖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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