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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的价值确证

甘肃日报 2018-10-30 07:19 大字

□徐国源

近年来,随着国民文化自信的意识增强,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代价值共识。人们发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存在着两条传承脉络,一条是以文化典籍作为载体,由一代代的士绅阶层进行传承的精英文化的“明线”,另一条则是以普通百姓生活为载体,依靠社会习俗力量传承的民间文化的“暗线”。

但客观地看,与以儒家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无论在社会的知识体系,或在“主流”价值体系中的地位,一直处于有待“确证”的尴尬状况。实际上,在传统的乡土中国,以乡村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勾连着人们的乡愁,是维系我们血脉根系的故乡。

在旧时代,统治者往往借由“巡狩”“廉访”和“按察”等方式,以了解民声民情,有所谓“观风,王者事也”之说。但仔细分析,历代统治者之所谓“采风”“观风”等活动,其实多为站在政治角度的“民意”“舆情”观察,很难说是真正重视民间文化。而在文人士大夫眼中,扛着锄头的“乡下人”心智不高,性情粗鲁,趣味低俗,岂能登上审美的大雅之堂?乡民制作的剪纸、刺绣、藤编、陶器、木器等,不过是日用生计的匠人之作;至于传响在田间村头的山歌村笛,它们“呕哑嘲哳难为听”,总被斥为“野腔无调”常遭讥笑。在这种业已固化的“文人心态”下,即便“民间”就在他们身边,但知识精英们对于那些“乡下人”的把戏,也多表现为冷漠地远观。

“五四”以后,“到民间去”的口号和实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间文化的地位,人们对民间文化的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上世纪20-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民间,从事民歌的搜集和利用,他们大多抱着一种浪漫情怀,试图从民歌中找到优秀的文化典范。不过,近现代一度出现的“民歌热”,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从“民间本位”的立场出发,而是出于陶渊明式的文人观念。

由于根深蒂固的文人本位观念和文化等级意识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学术群体,总体上缺少对民间文化深切的同情和欣赏;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人们的文艺欣赏活动,也主要局限于纯文学、文人画等。人们也习惯于从雅的欣赏趣味出发,去理解和讨论民间文艺,这自然会带来不小的误读或偏见。

在经历了100多年现代性的社会进程之后,人们终于觉醒,传统民俗深藏着中国文化之根,当代人需要留一点原乡意识和乡愁情怀。近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和媒体传播中的“乡村热”,或是微信中“还乡体”的流行,抑或是乡村春晚和街头文化的勃兴,似乎都显示出一种乡土意识的“寻归”,以及和大众文化消费紧密结合的趋向。这种“寻归”,至少反映出一种新的价值得到了确证。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程虹在她的著作《寻归荒野》里这样解释:“‘寻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走向自然,更不是回到原始自然的状态,而是去寻求自然的造化,让心灵归属于一种像群山、大地、沙漠那般沉静而拥有定力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需要从自然界和人性的日常生活中找回这种定力。

伴随日益兴盛的乡村游等民俗旅游活动的热潮,人们在传统村落驻足逗留后惊诧地发现,在那些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艺术、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村落民居、祠堂庙宇、特色餐饮里,不仅保存着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因子,也展现出民间文化的恒久魅力和当代价值。虽然传统民间文化滋生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但它留存了中华民族的强大遗传基因,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命观、生活观和道德伦理观,也是一幅具有浓郁东方人情美的画卷;同时,它还构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在现代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社会的生活中一代又一代地传承。

毋庸讳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存在着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对立的简单思维和价值判断。今天,我们发现这两者并不构成对立关系,更不存在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价值区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之路,无疑可以借鉴西方经验,但在百年来的“拿来”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避免偶尔抓错药方。

以法国为例,其旅游胜地普罗旺斯,到此一游的人无不赞叹它的舒适和美丽,但普罗旺斯引人入胜的精华,恰恰在它的田园乡村。被称为“美好的乡间”的普罗旺斯,似乎昭示了一个道理:现代化不是要消灭传统,城市化也不是要吞并乡村,而是要用现代文明去重新焕发乡村的生机活力!

今天,从民间文化的视角看,我们这些离开乡村的“现代人”真正需要反思:当人们远离了“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丢失了“熟人社会”中人与人相交的人情礼俗,放弃了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离真正的“原乡”只会越来越远;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还会使千百年来古村落所涵养的美丽的自然景观、自足的生产方式、和谐的邻里关系、奇妙的民风民俗所构成的田园牧歌般的瑰丽画卷,以及由此所凝结出的“乡愁”日渐消失。因此,今天我们确证和挖掘“民间文化”的价值,其很大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走进“故乡”,从而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美在民间》,徐国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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