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不休或成80后、90后必然选项
养老问题的本质，不管是养老金还是老人的医疗开支，本质上都是一国某阶段的时间断面上，劳动如何分配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平衡、收大于支，广东、北京等东部地区养老金尚有结余。不过，世界经济论坛专家预测，到2050年前世界养老金储蓄的总赤字将达到40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养老金赤字将达到137万亿美元，印度为85万亿美元，英国为33万亿美元，日本为26万亿美元。养老金赤字的主要原因是寿命增加，到本世纪中期许多人将活到100岁。如今世界上任何一种养老系统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对此，腾讯《大家》发表刘远举的文章说，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低于更替水平，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按照专家预测，到2050年2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抚养比面前资产不堪一击
本质上，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再次转换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的时候，把劳动变为钱储蓄起来，或变为资产放在那里，年老的时候，把现金取出来，或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购买生活用品、药品和年轻人的服务。
这个转化过程是有损耗的，比如通胀，但通胀可以通过投资、理财、资产升值进行弥补。唯一不能弥补的是，劳动相对于资产的价格变化——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可以影响资产、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老人的相对支付能力。
当下，中国劳动力很便宜，再过30年，随着年轻人、老年人的比例变化，也即抚养比的变化，劳动一定会大大升值，房产价格会下降。这就意味着，80后、90后为未来储蓄的劳动就会遭到很大损耗，房子也会变得很便宜，而年轻人或者说劳动力的工资会大幅上涨。日本总资产曾经能够买下美国的房地产，但也未能拯救当下的日本老人。在抚养比的面前，资产不堪一击。
退而不休成日韩两国必然选项
当退休者的有效购买力大打折扣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劳动。这正是当下日韩两国的事实。
老龄化使日本的养老金支付面临巨大困难，领取的人越来越多，缴纳的人越来越少，入不敷出，难以为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把成年年龄从20岁降低到18岁，增加就业人口。另一方面，2006年日本修改法律，强制性要求企业无条件地确保雇佣年龄至65岁。目前，日本老年人就业的行业很多，尤其是服务行业，比如保安、门卫、清洁工、厨师、饭馆服务员中，老年人随处可见。
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而实际上，人们平均工作到71岁才会真正休息。在韩国，有420万老人在工作，而韩国总人口也才5000万。由于知识落后、体力下降，老人能找到的工作也是诸如快递员、保安、清洁工、加油员等低端岗位。
国外嫌老厌老风潮明吹暗涌
对于老人，人类曾经很残酷，大量弃老洞的存在就是明证。日本人还把弃老传说拍成了电影《楢山节考》。这种弃老传统，据说当年达尔文在非洲考察一个原始部落时也遇到过。生存资源极为匮乏的时代，人类奉行的生存策略难免残酷。现在的物质财富与古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匮乏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嫌老弃老还是大量存在的。
2016年，日本26岁男子植松圣闯入神奈川一间残障人士中心，持刀疯狂滥杀，造成15人死亡、45人受伤，其中以中老年人为主。植松圣犯案后到警局自首，供称“如果残障人士全消失就好了”。他还曾经寄信给众议院，表示老人、残疾人都该死，他们制约了日本的发展。此举虽然偏激，却是日本社会上正在慢慢形成“嫌老”“厌老”风潮的极端体现。韩国的情况也类似，调查显示，过去15年，认为应该赡养父母的孩子比例从90%暴跌到37%。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一个家庭是如此，对一个社会，乃至对全世界，也都是如此。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专家指出，到2050年前世界养老金储蓄的总赤字将达到400万亿美元。
80后、90后或会退而不休
中国从2009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但覆盖率很低，保障水平也很低，60岁后每个月基本上不足百元，中国农民仍然是在自己养老，如果儿女不孝，就等于被社会与亲人双重抛弃。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使得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城市老龄化。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的平均寿命高达7岁的差别，这很大程度与新农保、新农合与城镇人员的养老金、医保区别有关。如果把全国的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的养老金、医疗开支拉平，恐怕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大爷，就不得不去工作了。现在的80后、90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概率很大。
首先，公共服务均等化会是大趋势。其次，中国整体抚养比会逐渐上升，不久就会达到当下农村的实际抚养比。某种程度上，当下农村多数老人的孤独无依就是80后、90后们未来可能面对的晚年境况。其三是医疗开支。人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医疗费用多少直接决定老人的寿命。当下中国城市人群对医保系统高度依赖，医疗开支预算占GDP的比例，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某种新的特效药、某种检查、某种新型疗法能被纳入或者不能被纳入医保。这会影响人们的治疗策略，最终影响无数老人的寿命与生存质量。
养老本质是劳动如何分配
养老问题的本质，不管是养老金，还是老人的医疗开支，本质上都是一国某阶段的时间断面上，劳动如何分配的问题。对于国家整体而言，资产无法养老，能够提高养老水平的，只能是通过公共政策改变一国劳动的分配比例。打个比方，小岛上有100个人，其中80个人是老人，都有房子，却无法生活自理，无论如何，他们的养老，必须依靠剩下的20个年轻人来完成。如果这20个人要去造船打鱼，那么就无法养老，如果分出10个人来养老，渔船就得少造一艘，经济发展就会变慢，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幅拉低。这就是劳动分配与养老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劳动分配在养老上的比例，可以通过一国的养老金政策、医疗开支占GDP的百分比反映出来。
日本的医疗保健支出2015年在GDP中占比为11.2%，美国的比例为16.9%，中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6.9%。随着中国老龄化上升，医疗开支必然会增加，但升到什么程度，是10%、12%，还是15%，或者更高？每一个点，都关乎老人的寿命与生存质量。这是一个把年轻人劳动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也是各个国家都面临的政治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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