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知识人的城市生活
□本报记者 徐敏
1927年至1937年间，北京和上海是国内知识分子主要聚居地。这一时期，知识人主要供职于出版业和教育业，职业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居中高水平，日常交往主要在家庭、茶社、酒楼与咖啡馆等场所展开，生活方式逐步西化。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胡悦晗所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一书，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呈现1927年至1937年间京沪知识群体的整体面貌，涵盖衣食消费与精神文化娱乐等方面，堪称民国都市生活指南。
收入：多数知识分子收入颇高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成名的职业作家、自由撰稿人、出版业以及传媒业主要负责人与在上海最好的大学任教的知名教师，在知识群体内部处于上等经济收入水平。
林语堂在二十年代末期与开明书店合作，通过为开明书店编写教科类参考书获利颇丰。他在主编《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期间，编辑费“每月固定收入不下1500元”。此外，他还在中央研究院任外语总编辑等职务，这些兼职也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左翼文人蒋光慈尽管知名度无法同鲁迅等人相比，但也跻身于畅销书作家行列。当时蒋光慈的著作大多被查禁不准销售，各书局给他结算了一千余元的出版费，在当时算是“巨款”了。参考当时的物价水平：猪肉大约0.31元一斤，鸡蛋0.03元一个，食盐0.07元一斤，这个物价水平足以保证知名作家、撰稿人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以写迎合市民趣味的通俗小说为业的自由撰稿人，通过写作所取得的收入也不低。为出版此类小说为主的世界书局写作的自由撰稿人主要有张恨水、平江不肖生、严独鹤、施济群、江红蕉等人。世界书局为“拉书稿”不惜提高稿酬，当时通俗小说稿酬千字3元左右，张恨水的稿酬为每千字4-10元。一般情况下，作者写一部书稿会得数千元稿酬，个别作者高达万元以上。然而，以稿取酬的卖文为生的渠道，主要依赖于写作者本人是否多产，以及文字能否被公众所接受，所以其经济收入相较于其他固定职业而言不够稳定。
民国时期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与传媒业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报相关从业人员收入颇丰。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工作，多年省吃俭用，加上每年股息的收入，略有积蓄。时商务营业蒸蒸日上，每年分红有万元之数。”当时，上海各大报馆的主编和主笔之收入也进入中等或上等阶层水平。资料显示，当时报社主管月薪三百元左右，总编辑月薪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理事编辑月薪一百五十元，要闻编辑月薪八十元左右。
当时北京的物价还要低于上海。所以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不要说月收入二三百元，即使七八十元，百来元，家中有个三五口人，也还可以不愁生活，有余力买点书，请个保姆。”书中写道。
交流：家中自办沙龙交流思想
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时常在家中约三五好友小聚，围绕着文学、艺术、政治等话题畅所欲言。
胡适等一批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沙龙。1929-1930年，在上海极司菲尔路49号甲胡适寓客厅或范园集聚的这一文人群体，以聚餐、宣读论文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分隔出一片狭窄的自由论证空间。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至于讨论的话题，经常是“民治制度”。
一些家境良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留学欧美并有西化生活习惯的上层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等话题具有浓厚兴趣。热衷法国浪漫派的曾朴把自己的客厅变成了法式文化沙龙举办地，成为沪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中西方文坛流派演变以及圈内同仁新近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是沙龙的主要话题之一，偶尔也涉及政治与社会话题。郁达夫曾经回忆曾朴家中会客厅的沙龙情形：“我们有时候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浓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老先生（曾朴）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生活习惯，和个人享乐的程度与界限。”
喜好社交的邵洵美也时常在家中举办各种文艺沙龙。通常是礼拜六下午下班后，伙伴们到邵家一面聊天、吃饭、喝咖啡，一面欣赏花园里的景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家。创办同仁刊物这一获取文化资本的行为时常在这些谈话中萌芽。那些无名的知识分子常因其文章得到沙龙核心人物的赏识而被介绍参加沙龙，沙龙由此成为他们进入上流社会的许可证。《论语》杂志的创办就源于一次沙龙聚会的创意。该杂志的作者之一林达祖因向邵洵美催要稿费而被热情好客的邵洵美邀请前去做客，后来成为邵家常客，碰撞中萌生了办《论语》杂志的念头。
服装：喜着西装，打扮趋于西化
19世纪末，上海商业经济繁荣，都市的繁华提高了市民的消费水平，衣饰的气派和寒碜成为市民富裕和贫困的标签之一，形成了一种新的衣着消费观念和社会风气。由此在上海，人们在衣着服饰方面格外重视。在许多上海人看来，人生三大要素中，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则居第三位。鲁迅还曾经对上海人过于看重服饰有所批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知识分子的服饰打扮风格更加趋于固化，形成以西服为主的欧洲绅士风格与以长袍马褂为主的江南文人风格。
1928年萧乾途经上海因着蓝布衫，被人称作“木林”（上海话，形容土气）。在较为西化的大学，学生入学之时还需要上交穿西装的照片。周有光中学毕业后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规定新生报到需要上交穿西服的照片，而他从未穿过西服，只得去有出租服装业务的照相馆拍照。不料“照片取回，引得内行的同学哈哈大笑。原来他画蛇添足，不但系领带还戴了领结。这样的‘洋相照片\’当然不合格，只好返工重照。”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打扮俨然一副欧陆绅士的派头。叶公超“头发梳得服帖，口咬烟斗，衣服整齐，风度翩翩，一点也不像那些不修边幅的作家，倒十足像个绅士”。夏衍则是“一位三十开外的白面书生，穿着整洁的西服，梳着整齐的头发，戴着一副玳瑁眼镜，严肃地在看一份英文报纸”。
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在衣着打扮上保持着长衫马褂等传统中国文人才子特色的服饰。比如报人陈碟仙：“颀长的身材，带着金丝边近视的眼镜，穿熟罗的长衫，常常喜欢加上一件一字襟马甲，手上拿着一把洒金画牡丹的团扇。”在西装已经相当盛行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报界“四大金刚”之一的汪汉溪从来只穿中式服装，平常装束是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跑马褂。丰子恺、郁达夫也是只着中装，不穿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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