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多件文献背后站着一个快乐的人
十万多件文献背后 
刘福春曾在北京举办过个人收藏展览“诗歌的油印时代”。
收集、整理文献，一般看来，是琐碎、枯燥的事情。或许会想到，其背后站着一个不会笑的，愁眉苦脸的人。但见过刘福春的人会发现，他总是乐呵呵的，热情，活力十足。“我真的一点儿都不觉得枯燥。每一天，我都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有新发现，难道还能不快乐吗？每个星期有那么多朋友给你寄书来，难道不快乐吗？因为从事新诗研究，结交了全国的那么多诗人，难道不快乐吗？我跟老一辈的诗人们关系很好。比如臧克家先生，我常去拜访。我们俩年龄相差那么大，可他对人介绍我时总是会说：这是我的老朋友。”由于跟很多诗人有深厚的情谊，有较深的了解，刘福春阅读诗集，跟一般读者的阅读不太一样，“我读比较熟悉的诗人的诗，往往能读出作者的语调来。”
对文学、诗歌的爱好变成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职业又带动诗歌收藏的兴趣。这样的刘福春是快乐的。但不得不说，文献收藏是慢工出细活，从学术成绩的计算上，远远不如出一部论著或写几篇学术论文来得快。所以会影响到晋级、评职称、分房子等等现实待遇，现在也越来越没有人愿意专门做这件事。而据刘福春研究了解，我国现当代文学的许多史料已经散佚，特别是民国文献已经处于濒危的边缘，其危险状况甚至已经超过古籍。种种情况表明，刘福春所做的文献收藏工作，何等可贵。
青年时期的刘福春，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成为一位诗人。最后他的精力主要放在研究诗歌上，怀着对诗歌无限热爱的情感，他一走就走了30多年。时间流逝，刘福春从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到一位知天命的教授，中国新诗伴随着他，走过这30年来的每一天。“我一向把兴趣看得很重，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自己想做和自己能做也能做好的事。能选择一份与兴趣一致的工作是幸福的，而能将职业做成爱好更是一种快乐。我是幸运的。
有时候，这种扩展见识的快乐，知识增加的快乐，还表现得非常具体。中国台湾文学界大佬钟鼎文当初在内地用笔名番草写诗，但是这些诗歌都找不到了。1993年钟鼎文来参加艾青国际诗歌研讨会，刘福春给老先生抄了一份他发表的诗歌目录，从这些目录中，钟鼎文找到了旧作《向日葵》。刘福春给他复印了该诗。原来这首诗是老先生年轻时写给夫人的情诗，也是一件爱情的证据，可惜后来散佚。当晚，钟鼎文激动地给远在美国的夫人打电话，“我终于找到证据了！”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 杨谨烛张耀尹
新闻推荐
新京报漫画/赵斌举一反三带薪休假要保障，但在落实难的情况下，不妨考虑恢复五一黄金周。每年国庆长假，都跟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