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读书乐

□薛冰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的文学刊物发表了大量反映人民真实生活与思想状态的作品，一文既出，万口哄传，发行数十上百万份的刊物不在少数。我真正领略阅读的乐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与此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和“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陆续发行，雨果、茨威格、海明威、蒲宁、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玛格丽特·杜拉斯、威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们这一代人可谓见所未见。每有新书预告，新华书店门口都会排起长队。那几年里，我随身总是带着本小说，每个星期天不是上书店就是跑图书馆。

读书就像滚雪球，由一本好书，注意到作者的其他作品，以至书中提到的其他作者的作品。黄裳先生的《金陵五记》，不但让我更多地了解南京，而且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的一种新视角，以致我先后买下黄著数十种。叶至诚先生向我推荐《西谛书话》，让我迷上了三联书店的书话丛书。打开一本书话，就像对面坐着一位谆谆长者，将他的读书心得、学问妙谛，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或就某一命题，系统研读相关书籍，谨严精湛，无异于治学门径；或兴之所至，随手采撷，杂花缤纷，也令人茅塞顿开。原来书还可以这样读，文章还可以这样写，世间事物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剖视。

钟叔河先生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则为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如果说，郑振铎、黄裳诸先生的书，更多地引导我们走向历史和传统，钟先生的书则教会了我们以世界眼光回观中国。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不仅于科学地剖析了一段历史，不仅于呈现了一种研究历史的新方法，也不仅于打破了某种历史观的长久禁锢；最重要的，是它并不以自己为终极经典，而提供了推翻其本身的可能性，昭示着真正的历史学的回归。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是与《水浒传》截然不同的武侠小说，但同样常读常新。作者敢于也善于把中国文化中一向被人奉为神圣的东西，拿来戏剧化。每当我感到思维有僵化的危险，就会重读这部书，以打破中国人头脑中往往难以摒除的权威崇拜。

那些年里，我也近乎疯狂地买书，就像一个饿坏了的人情不自禁地储藏粮食，陆续买下了两万多册新书旧书。读书有感，发为文字，迄今出版的著作已有五十多种。回顾既往四十年，读书与写作无疑是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阅读与思考是写作的基础，写作又引领着阅读、淬砺着思想。

有书可读，一直是最能令我产生幸福感的事情。如今进入新世纪，阅读方式更是日新月异，从纸本图书到电子图书，从网络阅读到手机阅读，坐在家里就可以分享各大图书馆的珍藏。在“全民阅读”的感召下，人们的读书氛围越来越好，不但书店的环境向阅读场所转化，形式多样的书屋、书吧如雨后春笋。社会读书风气也越来越浓，自发的民间读书会多达三四百个，虽然人数多少不一，活动方式不同，但因读书而聚合则是本色。我常常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分享活动，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总相信他们一定能比我们老一辈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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