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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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乐》(完整版)萧红著葛浩文续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本报记者曲鹏
将中国当代小说推向世界,葛浩文堪称第一人。
这位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是多位中国作家与西方读者之间的摆渡人,人们喜欢提他翻译诺奖得主莫言作品的故事。如果仔细算来,早在莫言之前,姜戎、苏童和毕飞宇就曾凭借他的译本登上了国际领奖台。
不过,如果真要从葛浩文翻译的一长串中国作家中挑选一位他最钟情的,那非萧红莫属。因为萧红,他与中国文学正式结缘。前不久,他还与萧红进行了一次隔代对话,将后者未完成的遗作《马伯乐》续补成一部完整的作品。
把萧红带到了西方世界,也带回了中国
葛浩文遇到萧红,充满了偶然性。上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应征入伍的葛浩文被派驻中国台湾,向一位台湾人学习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位老师给他起的名字。回到美国后,因为有了汉语的基础,葛浩文继续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1971年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中国藏书中,他随手抽出一本《呼兰河传》,没读几页,就被萧红的才情深深吸引了,“萧红的文字简单朴素,不华丽,但她却是一个好‘画家\’,读她的作品闭着眼睛能看到那个地方,她是用文字绘画的好作家”。
柳无忌建议他的博士论文“可以研究萧红的身世与作品”。于是,葛浩文遍读当时能找到的所有萧红作品和生平资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萧红的一生不断萦绕在葛浩文的脑海中,一张萧红、萧军在上海的合照,他能出神地看上20分钟。写到萧红躺在医院里无助到快咽最后一口气时,他竟然扔下笔,匆匆跑出家门在外面游荡,久久不敢回家,似乎不进门、不坐在桌前、不动笔,萧红就能活下去。197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萧红传》经过多年打磨,即是后来大陆读者读到的《萧红评传》。随后的几年间,他两度到日本和中国台湾、香港,寻访萧红故友,写文章做研究,还翻译了她的小说。可以说,是葛浩文把萧红带到了西方世界。同样,中国大陆对于萧红的关注,很大程度也是拜他所赐。《萧红评传》1979年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湾再版,再反馈到刚刚开放的大陆,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天才女作家才由此重新走进国人视野。
多年以后,当葛浩文的翻译转向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最让他引以为傲的,仍然是萧红。
1980年,葛浩文与萧军、骆宾基开始通信,不久开始了中国之行,如愿以偿地参观了呼兰县萧红故居、商市街25号以及1932年哈尔滨发大水时萧红被困的那家旅馆。
英年早逝的萧红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马伯乐》,2011年,已经译出《马伯乐》前两部的葛浩文萌生了续写小说的想法,提笔为《马伯乐》写了续篇。葛浩文在《马伯乐》(完整版)的序言中也讲述了自己在续写时的考虑,他写道:“我最初的想法是:不是有人认为萧红的《马伯乐》是1940版的《阿Q正传》吗?相对于阿Q的低下背景,马伯乐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阿Q,或许可以让马伯乐有类似阿Q的下场,也算是延续萧红对恩师益友鲁迅的怀念与景仰。但后来放弃了,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萧红是一个创造力十分丰富的作家,我认为她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是模仿鲁迅的作品。考虑了很久之后的构想是这样的:续篇故事发生地点都是萧红去过的,如从上海到汉口,武昌到重庆而后转赴香港。如果《马伯乐》是萧红对鲁迅《阿Q正传》的一种回应,那我在续篇纳入萧红个人的逃难过程,也可喻为是我跟萧红的生平作品的隔代对话。”
独辟蹊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
葛浩文毕业后选择了“我译故我在”的学术生涯,跟导师柳无忌有莫大的关系。他跟柳先生念过《西游记》、古典戏剧和现代文学,译出了《西游记》15章,“这一练习鼓励我从事更多翻译的欲望”。
在台湾的多年生活经历,葛浩文接触并翻译了不少台湾小说家的作品,如陈若曦小说集《尹县长》、黄春明小说集《溺死一只老猫》等。翻译萧红作品之后,他再次接触大陆作家的作品,是在1981年。当时,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已由戴乃迭翻译过,后来美国一出版社请葛浩文翻译一个新译本,等于是跟戴氏译本竞争。葛浩文特地进京跟她解释,戴乃迭大度地说没有问题。她说自己的英文属于“上世纪50年代那种老派英文,相信经葛浩文来译,能让文字更有当代感,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
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研究古代文学的居多,当代文学在西方汉学家那里不受重视,并被认为是“政治挂帅”,缺少文学价值。密切关注中国文学动态的葛浩文却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作家在现代主义、传统叙事的现代转化、魔幻现实主义、滑稽剧、黑色幽默等方面的实验之作,拓展了中国小说的视域,增加了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就国外影响而言,我们需要翻译的媒介”。在过去近四十年里,葛浩文翻译了三十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五十多部作品,事业的高峰则是翻译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1986年葛浩文在哈尔滨初次读到莫言的小说《爆炸》,与莫言开始合作则是在1988年。当时莫言名气不大,葛浩文也只是一个中文爱好者。一位香港朋友推荐他看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书中描绘的爱与恨非常打动人”,于是便有了要翻译的打算。“后来,我又读到了《红高粱》,很是激动,没看几页就已经‘坐不住\’了,感觉这才是我想要翻译的东西。”之后译出八章,投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对方同意出版。葛浩文的好友、华裔作家谭恩美听说后,请自己的经纪人出面与出版社周旋,最后将版税提高到原来的四倍。到2008年为止,《红高粱家族》至少发行了二万册。继《红高粱》之后,葛浩文又翻译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等莫言的十多部作品。
尽管如今葛浩文已经很少自己找书翻译,基本上都是出版社来找他,但他对身为译者的社会地位十分不满。初为译者时,他曾抱怨译者的隐形和从属地位,并颇有些不服气。如今,译者的生活状态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劣。“出版商、评论家、读者都要求外国作家和作品更好懂,个体译者的独特角色和能力受到忽视。曾几何时,译者被认为是阐释原作的音乐家,但现在他们却被视为抄写员”。可是,“如果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就认定是译者的翻译错误”。
凭借葛浩文的译本,苏童的小说《河岸》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葛浩文开始翻译的时候,小说还没有出中文版,连正式书名也没有。中文版和英文版出版后,《南华早报》刊发书评,文中说“译者为什么没有把书上的第一句话译出来”。葛浩文感到奇怪,翻书去看,原来苏童在中文版开头加了一句“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却没有告知他。“我和苏童说,这是非常不够朋友的一件事情。”后来苏童道歉,两人又是朋友了。吃一堑长一智,如今葛浩文不会去翻译任何一本还没有成熟的小说,必须是定版书。
想要走出去,小说首先要“好看”
优良翻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影响很大,不少中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中译英的翻译者数量和声势,没有英译中那么热闹。如同葛浩文所说:“现在专门翻译中文作品的,在美国和英国也许只有蓝诗玲跟我两个人。别人也翻,但数量不多,就是偶尔一本。”
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左右,而在3%的份额中,中国当代小说更是微乎其微。而且,美国大多数商业出版公司似乎已经认可了“美国人不看翻译小说”的现实,对出版翻译小说逐渐失去了兴趣。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直言“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对此中国媒体也多次询问葛浩文对此的看法。他在自问自答录里一次性答复:“顾彬和我,关系不太近,我们见过几次。我对他怀有无限的敬意,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坚持信念的勇气。我们是译者,翻译是我们的职业。但仅仅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来判断文学标准,不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评判他们的写作,据此接受或拒绝翻译他们的作品,那我们不是傻瓜吗?在文学上或文化上,唯我为大,这对译者是不适用的。”
不论小说家知名度多高、文采多好,葛浩文都认为作者都无法客观对待自己的作品,另一双眼睛必不可少。而中国的出版体系里,很多人认为编辑不是作者,没有创作的才华；个别作者甚至要求编辑对作品“一个字不改”。在中国,很难找到造就伟大作家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伟大编辑珀金斯那样的人物。出版社并没有赋予编辑改稿的权力,这份差事就落在译者和外国编辑身上。
国外编辑认为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是个充满愤怒的故事,但原作结尾却有些不了了之。葛浩文将此看法传达给莫言,不到两周时间,莫言撰写出一个新的结尾。对于葛浩文对自己作品的删改,莫言非但没有反对意见,反而对译者说:“小说不再是我的了,它属于你。虽然有我的名字和版权,但它现在属于你。”此外,莫言还曾多次公开表示,葛浩文为自己的原著添加了光彩。
除了莫言,葛浩文翻译过的中国作家可以列成一个长名单:萧红、陈若曦、白先勇、老舍、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王安忆、刘震云、老鬼、王朔、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他也翻译过《狼图腾》和《北京娃娃》这样的畅销小说。夏志清称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美国已故作家厄普代克则形象地将他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这让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他曾明确地指出,中国小说如同韩国小说,在西方并不流行,至少在美国不流行。日本的,印度的,乃至越南的,要稍好一些。之所以如此,“与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有关。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的、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
对于“想要走出去”的作家和作品,葛浩文认为不要忽略文学创作一个要点——“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在他看来,中国当代小说有着太大的同一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照搬魔幻现实主义和元小说,等读者实在读不下去了,小说才朝前推进。“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连作家自己都不太清楚要走向何方。我认为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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