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际欢迎，这些书做对了什么, “走出去”的进程从未间断
今年6月，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怡琮接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来信的是波兰教育出版社，他们想将波兰语版《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中的两个故事“混沌开辟”和“女娲造人”收录到六年级的教材中。
这一封信让张怡琮喜出望外，因为今年5月《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才刚刚在全球上市。“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一本中国图书频频出现在连锁书店和图书馆已经不易，进入教材更是想也不敢想。了解中华创世神话，也就了解了中华民族开创世界的气韵和精神，才能与西方文明展开对话。通过这本书，我们便离这一目标更近了。”张怡琮说。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7年前。中国图书《清明上河图》被摆上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书店的书架，看到这一幕的张怡琮和她的同事们开心得热泪盈眶。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张怡琮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参与翻译、出版的外语版《文化中国》丛书品种之一，更因为此前，他们在这家书店只看到过一本有关中国的图书，“封面是一个戴着瓜皮帽的长辫子男人，还不是中国人做的”。
张怡琮所在的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多年来推动着中国图书的对外出版传播。其中，让更多中国图书走进越来越多的海外书店、图书馆等，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目标，“中国图书能进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书店，是标志性的一步。”张怡琮说。
想要让不熟悉中国的西方人理解该作品，文字通俗易懂和信息量尽可能丰富是两大原则。深入浅出的简明前言，将该画描述的场景、人物、时间、地点和历史背景等说得十分清晰。每页下方，配以该页图像的缩略图，红色线框标出解释文字对应的画面。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中西合璧的装帧形式。它看上去是一本普通的西式装帧的画册，但打开后每一页均可被拉开拉直，全书被展开后，就是一幅完整的宏伟长卷，8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中国城市生活跃然纸上。这本书被美国代理商看中并推广发行。
其实，中国图书登上外国人的书架，这一“旅程”很早就开始了。在1933年，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赛珍珠就进行了版权贸易的尝试。她当时就想寻找一位中国作家写一部关于中国的书，由她负责在美国出版。风头正盛的林语堂成了不二人选，他直接用英文写作了《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美国出版发行。
为配合发行，赛珍珠在《纽约时报》等媒体组织了一系列书评，该书很快风行美国，4个月内竟再版7次，并旋即跨越了大西洋，推出了数个欧洲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进程也从未间断，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政府主导，其载体以《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为标志。
但据同济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吴赟介绍，虽然《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都是很好的尝试，然而，它们在传播力上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当时我们的出版体系很难融入西方的出版体系，如果没有进入真正的传播渠道，国外的老百姓就很难读到。后来也证实，真正读到并喜爱这些书的外国人大部分是汉学家和在研究中国的学者。
一份图书西行的“行动指南”
一本中文书要成为一本别国语言的书，并且得到传播，要走过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张怡琮用她的经验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图书西行的“行动指南”。
首先，为一本中国图书起个外国人能接受的名字非常重要。书的名称，历来是编辑最烦恼的事情。书名太雅，大众读者逛书店时一晃而过，来不及品味就忽略了；太俗也不行，很多人看了书名就不喜欢。如果以海外读者为市场目标的书籍，又得多几层的考量。
就比如一本介绍兵马俑的书，起初，张怡琮编辑团队很自然地直接用《兵马俑》为书名。而恰恰就是这个看似没有异议的书名，得到了一位外国朋友的善意提醒。他说：“和很多中国父母想给孩子买有意义的书不同，外国人一般跑进书店，想的是买有趣的书。需要有很吸引他的文字提示，让他急于想看看其中的内容，书名正是重要的提示啊。我建议，这本书可以叫《秦始皇和他的一万个士兵》。”
如果说书名主要还是技术性的考量，那么，让内容更适合海外读者，就要复杂得多。要西方读者捧起书来，少一点隔阂和异样感，需要在书的架构上努力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细节方面则要多顾及他们对东方的求知心理。
好的内容就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法宝，《狼图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反映了人与自然，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人类话题。
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告诉西方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是中国版权成功输出的重要因素。苏叔阳说：“只要抱着真诚的心，发自内心地抒发，不要有过多的宣传意味，这就是外国读者愿意接受的。”
一个全方位、长链条的工程
中国读物要走到世界市场上去，如何提高翻译质量，一直是让出版界头疼不已的事情。
有人问，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翻译不是突出的难题呢？
答案很简单。近百多年来，中国的学者“睁眼看世界”，出国留学已经有几代人。他们的母语是中文，到海外学了他国语言，本身又是作家或学者，回国后翻译他国作品，自然比较轻松。翻译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作品的中国人，都是我们自己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中国图书却没那么幸运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人，懂中文的本来就少，愿意翻译中国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一本中国图书要走出去，首要难题便是找谁来翻译。
张怡琮的经验是，建立起一支包括多名联合国译员和曾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交官和学者队伍十分重要。只有母语为英文的学者来编辑加工，才能把译文提升到符合国际市场对英语出版物的标准。一些受到好评的出版物，就是如此慢慢磨出来的。
在《北京周报》前社长兼总编辑汪有芬看来，翻译不同类型的著作应有不同的准则和尺度。除经典等少数类型的文字外，很多著作译成另一种文字都不单纯是一个翻译问题。汪有芬曾参与翻译了英文版《中国书法艺术》一书。如何通过翻译，让外国人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她心头。
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全方位、长链条的工程，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还有推广。
如今中国图书的海外出品模式已经演变为集团化运作。《狼图腾》的英文版权正是被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购买，其强大的发行通路和跨国的营销能力，使得《狼图腾》的神话版图越来越广阔。
企鹅(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争表示，他们计划每年会选购4至6本中国作品介绍到国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也曾表示，与之合作的世界知名英文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一直关注中国，双方协议5年内推出一个针对西方读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出版项目，出版30至50种书。方式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提供书目，柯林斯找美国的学者鉴定后组织翻译，目前确定的译者是长期研究中国并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的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作品包括沈从文的《边城》、张炜的《古船》、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中国现当代文学著作。
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自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孙颙感觉到，中国作家们走出去的意愿比原来提高了很多。如今的中国新生代作家，写作语言更接近于世界语言，甚至有些人可以直接用英文来写作，“以后走出去可能就不需要像现在这么辛苦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性话题，聚焦背后，越来越多的海外群体想要了解中国。除历史文明外，他们更想关注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精神风貌等，当代中国的文化也成为一个热点。
近年来，中国图书频频亮相国际书展，崭露头角，也为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创造了条件，但也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提醒到，不能一提“走出去”，就一窝蜂，满飞机都是中国的出版人。如果中国仍然缺乏适宜西方读者阅读口味的原创作品，到处参加书展，甚至成了一种作秀。“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结构。”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总干事张洪波说。对此，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认为，世界的出版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需要出版人在有效的交流中能够进一步理清线索，寻找到“走出去”的新模式和新思维。
做这件事情，固然需要激情和眼光，但是坚持要比念头更加熬人、更见真心。
从政府到民间，近几年已开始重视对外传播的问题，也有很多与之相关的机构或项目应运而生，如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建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译研网的成立等。
这些机构及项目的任务，就是与各部门作家、学者、译者等密切合作，通过线上与线下的配合，全面疏通内外两个方面的传播渠道。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道出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长远目标：“让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不仅能够成功落地，而且也能为落地国民众广泛接受与喜爱，将中国更为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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