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管一管变味的“爱心救治”？
■本报评论员 陈曦
“爱心基金会”没爱心，却存了坑骗之心；私立医院看病不行，捞钱却是行业翘楚；再加之地方有关组织或部门多多少少被牵扯其中，受害的患者家庭又何止“悲惨”二字所能形容？
先以爱心救助的名义声称为某类患儿提供免费救治，再“忽悠”患儿家属带着孩子，到私立医院进行高额诊疗，“野鸡”基金会能干出这等事儿，并不新鲜。近期，一家名为“杏林爱心基金”的组织与北京市大兴区京军医院“联手”，以高额救助金、免费医疗为诱饵，不断电话“邀请”各地脑瘫患儿来京就医，最终病情一点没好转，患者家庭还付出了高达5万至7万元的治疗费用。
据悉，“杏林爱心基金”与前些年被叫停的“全国脑瘫康复救助基金”，是换汤不换药的同一组织；而京军医院作为小型私立医院，条件甚至还不如一些县医院，利用“基金救助”方式进行营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野鸡基金会与不入流的医院开辟出了“合作共赢”的新模式，把目标顾客群设定为偏远地区的患儿家庭，正是抓住了他们对北京医疗条件的向往，以及“病急乱投医”的软肋。基金会先把人骗进医院，剩下的就看医院能“收割”多少利润了。对于那些有油水可榨的患者家庭，医护人员自然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画大饼”，极力挽留之；而对于那些本就清贫的家庭，医护人员在“鹭鸶腿上劈精肉”之后，也就放任其离开了。最终，利润按基金会和医院事先约好的比例分成，各得其所，数钱数到手抽筋。
令人震惊的是，“杏林爱心基金”在多地开展所谓的“免费救助”活动时，通常依托于当地慈善总会和民政部门下发通知，进行宣传。在大量新闻报道及通知中，“康复治疗费用由杏林爱心基金负责”、“患者治疗期间除去医保、新农合等，剩余部分由杏林爱心基金兜底补足”之类的语句随处可见。这小小的野鸡基金会，是如何得到来自多地官方的支持和背书的呢？有可能是基金会人员忽悠的功力和段位太高，而见多识广的慈善总会员工和民政局的公仆们也有点“博名声”“博政绩”的小心思，自然一拍即合；亦有可能是该基金会与官方某些人员之间存在利益往来和输送，后者助前者“做局”，在事成后也分得一杯羹。而无论是哪种情况，若不严查到底，都对不起上当受骗的患者家庭，也必将有损于慈善总会和民政部门的公信力。
“爱心基金会”没爱心，却存了坑骗之心；私立医院看病不行，捞钱却是行业翘楚；再加之地方有关组织或部门多多少少被牵扯其中，受害的患者家庭又何止“悲惨”二字所能形容？在官方大病救助体系本就不太完善、不甚给力的当下，脑瘫患儿的医治费用，对普通家庭而言就是一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大山；如果突然有基金会站出来，拿着官方的通知，说愿意为患儿兜底治疗，试问哪位家长不心动？哪里还会细究这里面是否有猫腻呢？若不是赴京之后的经历让人彻底心凉，若不是没拿到救助金反倒被宰了笔血汗钱，这些受害家庭恐怕也不会想到找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关注，以求讨回个说法。
而今，许多社会事件在舆论场上闹大了之后，也就多了几分解决问题的希望；在此事件中，受害家庭即便不能百分百地追回损失，至少还能期待监管部门有所行动，“杏林爱心基金”和京军医院“歇菜”，不再会有其他受害者。但是，参考之前该基金会“改名换姓”死而复生的经历，又难免让人觉得有一丝无奈，说到底，这还是违法违规成本过低，且监管过于松弛导致的悲剧重演。下一步该怎么做，愿有关部门能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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