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不能遗忘鲁迅
上海国际文学周现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
8月15日的下午，上海市作家协会旁的作家书店座无虚席，赶来听学者、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对谈的粉丝们挤满了本不宽敞的空间。许子东这次主要是为了来宣传他的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这本新书是他2016年起为香港岭南大学的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讲稿，也是一本对现代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读者都能读懂的入门书。
在这场对谈中，许子东着重谈到了他重读鲁迅作品的过程中新发现的鲁迅，当然，他也谈到了张爱玲。
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
鲁迅最关心奴隶和奴才的问题
许子东认为，鲁迅更应该感谢的城市其实是北京。“初到北京之时，鲁迅还不是鲁迅，而是周树人。真正使他变成鲁迅的，是北京这个城市。”按照一般的说法，鲁迅原来是相信进化论的，他到上海以后才转变为了一个阶级论者。许子东则说：“我最近对于鲁迅思想转变论的一个观点产生了怀疑，通过我大量的阅读以后，我发现鲁迅从来都是一个阶级论者。”他提出鲁迅一生关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奴才”和“奴隶”两者的区别，这也是鲁迅一生无数次提到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奴隶”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词，在我们的国歌和国际歌的第一句，都用到了这个词。而在中国这个词有这么特殊的地位，很大程度是因为鲁迅。”许子东说，“我们现在提到奴隶，脑子里会想到饥寒交迫、受苦的人。但问题是，如果穿得还好，吃得还好，如《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写的，“又有了马戏团，又有了面包”，是不是人就愿意放弃自由了呢？怎么样的情况才算是奴隶呢？”
鲁迅曾在描述自己的经历时提到“奴隶”一词：袁世凯称帝那一年，银行宣布钞票不管用了，老百姓都非常惊讶。过了几天又说，票子还管用，可以以之兑换银元，但是兑换的比例很低。鲁迅听说存款贬值后，很有些恐慌，后来听说钞票可以换回现银，虽折了大半，可是内心却还是欢喜。他于是自嘲地叹道：“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许子东笑着说道：“我回想自己，像这样的事情似乎多了去了。比如，一次我把文章送到了编辑部，编辑部先说不能出版。过了几天编辑部又打电话来告诉我：“修改修改，删掉一些，还能出版。”我当时心中大喜，而在喜悦当中我也产生了鲁迅这种想法。”对于“奴才”和“奴隶”二者的区别，鲁迅在三十年代这样说道：“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的整体思想中一直贯穿着这个观点。
许子东谈到，鲁迅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看得很悲观。“鲁迅认为中国过去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通俗地来说，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做了奴隶以后，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鲁迅在《华盖集》中写道：“暴君的专制使人民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对死相有一番解释，称其自己小时被大人训斥，他低着头看也不敢看，亦无法反抗，但是心里却是不同意的，脸上便装出一副听话的“死相”。“愚民专制与暴君专制的区别，就在于会不会讲笑话：暴君的专制，允许人们冷嘲，但是不允许公开的反对，公开的反对肯定会被镇压；但是一些拐弯抹角的冷嘲，暴君是不理会的。”许子东说，“鲁迅当时就生活在暴君专制的时代，他写文章稍微一绕弯，袁世凯他们看不懂。所以北洋政府还给鲁迅官职，一个月三百银元，并没有去找他麻烦。”
说到“奴才”时，许子东提到了鲁迅的一篇散文诗《聪明人奴才与傻子》，他认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奴隶与奴才的区别和两者的对立。这篇散文诗的内容说的是一个奴才因为生活不好而抱怨，聪明人对他说将来会好的。奴才又碰到傻子，对傻子抱怨自己住的地方又热又不透风，傻子便想去给墙上打个洞。奴才害怕主人生气，就立马叫了一帮奴才把傻子赶走。于是奴才去向主人邀功，说他们刚才赶走了一个要在墙上打洞的傻子，主人也答应奖励他们。人们听闻后纷纷慰问奴才，其中也包括那个聪明人。奴才感谢聪明人，说他有先见之明，聪明人说可不是么。我们常说中国人是信奉中庸的。鲁迅曾有个朋友给他写信，其中谈论到中国人的中庸。鲁迅的答复是：“我看未必。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做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许子东说：“正如在生活中，如果某人完全失败，他可能会把问题归结到“命”上，说自己倒霉，或者把整个问题推脱到历史，说一句“让历史来证明一切吧”。我觉得鲁迅问题对于“中庸”的解释还是挺透彻的。”
许子东
张爱玲笔下最高尚的爱情是在她最差的作品里
作为研究张爱玲的专家，许子东也少不了要谈到张爱玲。他特别讲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张爱玲在1945到1947年间一个字都没写，1947年认识电影导演桑弧后，她的创作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走向通俗，如写了剧本《不了情》等，另一方面往革命文化发展。许子东特别提到张爱玲的《小艾》这个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受旧社会压迫的女佣的故事。张爱玲离开上海到海外后就否定了这篇小说。
许子东谈到张爱玲笔下所有的爱情都很自私、悲观、不崇高，但唯有一次例外，《赤地之恋》女主角为了救男朋友，宁愿去跟高官睡觉，这么崇高的爱情恰恰出现在她写得最差的作品里，许子东认为这是非常吊诡的现象。
“亏得有晚年的《小团圆》，使我们看到，张爱玲不是一个拐弯的作家，她是一个绕了一个弯，又回来的作家。等到她没有政治、经济压力的时候，她还是回来写她自己。她自己否定了《秧歌》《赤地之恋》，按我的话说，就是入戏不深。”许子东谈到。
许子东还提到18年前一次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会议上的小插曲，当时刘再复发言表示，如果中国现代作家只能选两个，那就是鲁迅和张爱玲，如果一定只能选一个，那一定要挑选鲁迅。“刘再复认为张爱玲到了香港之后，变成了一个夭折的天才。当时夏志清也在，他马上站起来反驳，他说张爱玲的夭折是为了钱。”许子东认为这代表了当时国内现代文学的主流观点和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观点的交锋，到底鲁迅和张爱玲谁才是夭折的天才。
许子东说他知道在座读者更喜欢听他讲张爱玲，但他还是认为，再怎么喜欢张爱玲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不能遗忘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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