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若执法活动本身没依据 那遭遇抵制怎可指别人“犯罪”
湖南常德津市市46岁的农民陈乐林踢踹警车，被警方铐走后，因涉嫌妨害公务罪失去了半年的自由。但法院终审判决认为，陈乐林的行为事出有因、可以理解，警方传唤其妻于法无据，遂对陈乐林宣告无罪。（8月14澎湃新闻）
2017年3月，因尚未达成补偿协议，陈乐林夫妇阻止电力公司在其责任田内架设电线杆，发生纠纷，在警方与基层干部的介入下，陈乐林夫妇停止阻工并离开了现场。但随后赶来的第二拨警方人员，要求口头传唤陈妻，遭拒绝后强行将陈妻塞入警车，陈乐林制止并与民警发生肢体冲突。随后警方将陈乐林逮捕并提起公诉，津市法院一审判其妨害公务罪，处6个月有期徒刑。陈乐林不服上诉，常德中院作出二审判决，宣布陈乐林无罪。
应该说，陈乐林的妻子阻止电力公司施工是有道理的。电力公司要在农民的承包地里树两根电杆，这样一来，旋耕机不能工作，1.5亩田就没有用了，他家要求村里置换一块田，或者按32640元/亩征收。而电力公司的工程使用农民土地，应该给农民以补偿，而且这个补偿不应该由电力公司说了算，应该在双方达成一致之后才可施工。尽管电力工程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点项目，但也不能成为损害农民个人利益的理由。更何况，在警方和基层干部介入后，陈乐林夫妇已经停止阻工并离开了现场，第二拨警察凭什么还要把陈妻塞进警车，带回去传唤教育？首先是电力公司有错在先，继而警方传唤不当在后，当事人难道不能抵制错误的权力，表达自己的不满？
正因为如此，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上诉人陈乐林阻工和损坏警用执法记录仪、警车玻璃、尾灯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第一，陈乐林阻工是维权行为，并且方式可以理解。第二，阻工已经结束，传唤没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陈乐林阻止强制传唤事出有因，情节显著轻微。
这一案例涉及对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的理解。表面看来，警方传唤阻工的陈妻是职务行为，属于司法机关的公务，而陈乐林阻挠警方传唤，当然属于“妨害公务罪”了。但这只是对该罪名肤浅的理解，甚至属于望文生义。
法律规定是严谨的。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如果工作人员执行的不是职务活动，或者其活动不是依法正在进行的职务范围的活动，均不构成本罪。
这就是说，并非一切公务活动都不能“妨害”，也不是“妨害”了任何公务都会犯罪，如果所谓的“公务”本身就是不合法、不正确的，受到阻止就不适用此罪名。这对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一次法治教育，当执行公务时，先要研究一下执法活动的合法性，如果执法活动本身就没有法律依据，那遭遇抵制又怎可随意指责别人“犯罪”？有一些公务人员违法行政，受到行政相对人或围观群众制止后，也会说别人是妨害自己“执行公务”，这其实是拉大旗作虎皮，吓唬群众。而公民对于明显的非法的所谓公务活动，也不妨出面阻止，或者可以避免违法行政导致事情进一步恶化。
（原标题为《关于“妨害公务”的一堂普法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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