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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抄袭”

天水日报 2018-08-13 16:30 大字

□徐永鹏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在中国大陆,港台,海外,都拥有大量读者。但大量读者不知道的是,张爱玲有些作品竟有“抄袭”现象。

1950年,张爱玲为上海的《亦报》创作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十八春》的时候,第一次没有用自己的真名,而是用笔名“梁京”。这在张爱玲以往的创作中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十八春》从1950年3月到1951年2月在《亦报》上连载。

《十八春》讲述了旧上海的几对年轻人的爱恨情仇,他们曾经都是有缘人,最后却各奔东西。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讲述了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而同时翻天覆地的中国近代社会种种变事:九一八、一二八、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只是作了他们的背景,隐隐约约给他们的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张爱玲晚年移居美国之后,从1966年开始改写这部小说,名字也改为了《半生缘》。而改写之后的《半生缘》,顾曼桢和沈世钧再次相遇已是14年后,两个人也不是因为为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的初衷重逢,而是机缘巧合,命运的安排使两个饱经风霜的中年男女在因为误会和隔阂分离了14年后,带着满心的悔恨和痛彻肺腑的遗憾再次见面。张爱玲在给朋友宋淇的一封信中,提到《半生缘》其实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宽德(J.P.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改写的。

伊北的《仿袭?张爱玲的创造力》——谈《半生缘》与《普汉先生》一文指出,“对比《普汉先生》和《半生缘》很有意思。从文风看,张爱玲短篇小说的文风,走的是华丽风。但到了《半生缘》,她的文笔忽然转变成淡雅,这一点与《普汉先生》淡淡的忧伤不谋而合;其次,两书的结构十分相似。《普汉先生》中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双城记,《半生缘》中,则是南京和上海。人物关系的设置,更是惊人雷同。普汉对应世钧,玛文对应曼桢,凯对应翠芝,比尔对应叔惠。场景和情节的设计也有许多重复。还有细节,比如狗,比如煤气味道,比如行李箱,等等。最令人咋舌的是‘金句\’。张爱玲《半生缘》中那一句荡气回肠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竟也是直接从《普汉先生》中翻译过来的。”

美籍华人作家水晶先生的文章《张爱玲与秋海棠》一文中也写道:“我最近看大陆电视连续剧《秋海棠》,越看越眼熟,似曾相识,记忆里又不曾看过这本小说,后来才发现,《秋海棠》与张爱玲出版的《半生缘》十分相似,把小说《秋海棠》借来一读,果不其然。《秋海棠》于1942年在上海的《申报》连载,张爱玲在一篇散文里,还提到根据《秋海棠》改编的话剧,《半生缘》的写作受到《秋海棠》的影响,应是很自然的事。”

水晶先生1973年出版的著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蝉—夜访张爱玲〉,里面写出他与张爱玲交谈时,曾当面指出张爱玲的中篇小说《怨女》,里面的“圆光”一部分,似是直接从〈歇浦潮〉(海上说梦人1920年在上海出版的通俗长篇小说)里“剪下来的”,她立即承认有此事,她说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圆光”这一段,似是下意识滑进《怨女》书中的。

另外,1956年至1962年,张爱玲经宋淇介绍,为香港一家电影公司写了十部电影剧本,竟有几部也是将外国小说改编成中国内容的,如《情场与战场》等。

我相信,随着张爱玲的研究更加深入,我们还会看到张爱玲的“抄袭”之作。当然,张爱玲的“抄袭”,并不是完整的一字不落的抄袭别人的作品,她只是在改写和仿袭,依然有自已的创造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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