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变化

■朱树元

1996年暑假，我离开家乡姜堰，到苏州的一所师范学院读书，父亲也终于下定了要给家里安装一部电话的决心。

我在县城读书时，如若需要联系家人，总是跑到街上找公用电话，然后拨到父亲上班的厂里，拜托接电话的人去喊我父亲，然后挂掉电话，等父亲回拨过来。有时父亲不在厂里，有时接电话的人懒得帮忙，有时我等不及，因此我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联系父亲。父亲事后如果获悉我联系他未果，很快就会开着他的幸福250摩托进城来找我，看看我有什么事情。等到我只身离开故土，到200公里外的地方独自求学生活时，父亲自然更是放心不下，越发觉得电话必不可少。

当时，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我家所在的海阳村4组没有一户人家拥有这种可以通话的神奇小匣子。一部电话的安装费是3600元，然后还要交月租交话费，在乡人看来无异于烧钱机器。还有，这东西还不是想装就能装，还得托人找关系打招呼。

父亲筹足钱，找到乡邮电局，邮电局的人答复说不好装，因为从海阳村村部到我家没有电话杆子，电话线没法架过去。邮电局的人算过账，如果给我家装电话，他们得特意为此竖立20根水泥杆，这成本着实有点高。父亲拜访同组的人，想动员几户人家一起装电话，可人家听说费用后不是嗤嗤地倒吸凉气就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但是父亲到底见过些世面，为人处事也都挺有讲究，断然是不肯轻易打退堂鼓的。父亲从家里捧出一箱陈年65度粮食酒，把邮电局的人请到乡政府招待所谈判、聚餐。谈判的结果是，邮电局和我父亲二一添作五，双方各出10根水泥杆。聚餐的结果是，一桌人全都喝趴，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缓过劲儿来。很快，父亲就自费购买了水泥杆，请开拖拉机的李麻小运到村里，在土路边一字儿顺过去。邮电局的人也没食言，紧跟上忙活起来，还给派了个由两个八开头三个六收尾的吉利号码。

我初到苏州时，一般是晚上往家打电话，可是电话动辄占线，后来只得改为早间联系。周围邻居在外工作的亲人总是在晚上把电话打到我家，央请我的父母去喊他们的家人过来接听，因此我家常常高朋满座，电话铃声、接听电话之声、谈笑之声，此起彼伏不得停歇。

有那么几年，我家的电话可是出尽风头。我在读大三的时候兼职从事家教中介业务，在腰带上别过中文显示BP机，稍后还花费“巨资”从同学手中购得一部二手摩托罗拉168翻盖手机，使用着双向收费的联通卡，着实显摆过好一阵子。

当年我们家自费竖立的水泥杆早已因道路拓宽而被移除，我们家那台曾经引领潮流的固定电话也已申请拆机，移动通信技术太发达，太方便，我那年逾古稀的父亲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微信、淘宝什么的玩得忒麻溜，母亲也随身带着老人机。

白驹过隙，20多个年头已倏忽而逝。当年那些诸如BP机之类的时髦小玩意儿如今难觅踪影，仅存于世的怕是已被人当作古董给收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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