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知我者谓我心忧
近日,钱理群教授耗时二十年所著《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突破重围,斩获今年香港书奖。
钱理群,1939年生于重庆,21岁时被分配至贵州教书,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十多年。他以研究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而著称,其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深得海内外的重视。同时,钱理群不仅是学术大家,更是多年关怀青年成长的社会活动家。2002年从北大退休后,他关注语文教育,主编的《新语文读本》总销量超过三百万册,是近年基础教育界最受欢迎的语文读物。
>>作者钱理群:书写历史的复杂性
对于年近八十的钱理群来说,“告别”是他近些年的人生主题。
2002年自北大退休；2014年,在“钱理群作品精编”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2015年卖房,和老伴搬进养老社区,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活动与学术活动。
除了坚持必要的体育锻炼,与前来探望的朋友会面,这位有着强大精神世界的老人,每天用来写作的时间高达七八个小时。“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自由地写,是钱理群最大的心愿。住进养老社区那年,《岁月沧桑》完稿。
《岁月沧桑》是钱理群“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记录了七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的精神历程。加上此前的两部《1948:天地玄黄》和《我的精神自传》,他写了将近20年,聚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三部曲的写作动力源于钱理群想弄清楚一系列问题:“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随着思考深入,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固有形象。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很深的文化与心理渊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的认同,守住了既有韧性又有智慧的人格。平素显得超然的废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呈上全面的治国方略,希望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乡土文学闻名的赵树理,其实有三重身份:既跟农民有密切联系,又是忠诚的中共党员,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钱理群尽可能地写出知识分子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贯穿全书的是“改造”与“坚守”。
有评论认为,钱理群之所以在写作中特别着重写出历史的复杂性,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联。从《我的精神自传》可以发现,他的家庭本身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在他的家中都有体现:钱理群的父亲曾在国民政府任经济部农业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等职,留学美国的哥哥可以看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革命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而家中最小的三个则是新中国培养出的人才:小哥哥在清华大学学工科,姐姐读北师大,钱理群在北大。
《自传》不止告诉我们钱家家族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他经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人生之路,以及在八十年代的思考和九十年代后期的再思考。研究对象的历史与他身处的历史,几乎是完整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对钱理群而言,这段历史是血肉的历史,个体命运和家族命运连在一起的历史,他更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对个体及家族心灵世界的影响,因此钱理群坚定自己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学者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笔耕不辍的钱理群写作量惊人,仅截至2015年其著作已近1400万字,其写作内容被概括为六个系列: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间思想史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研究。这其中,对鲁迅的研究是他的学术重镇。
1948年,9岁的钱理群第一次读到鲁迅,《腊叶》中那一句“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直逼他的心坎:“以后一辈子研究鲁迅,始终有那么一双乌黑的眼睛望着我”,这是属于钱理群对于鲁迅的感觉。
1960年,大学毕业的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小城一所中专,在那里他一边认认真真备课教书,一边却怀揣一个不曾放弃的梦想:“我要考研究生,要研究鲁迅,要走到北大的讲台上去向年轻人讲我的鲁迅观。”那段日子,他用大量的业余时间来读书,鲁迅的著作不知读了多少遍,写了很多研究鲁迅的笔记、论文。“文革”结束以后,拿着一百万字的文章去报考北大。“今天我之所以在鲁迅研究方面有一点成就,跟我在贵州安顺打下的基础很有关系。”
1985年,钱理群在北大开的第一个独立课程,题目是“我之鲁迅观”。那一年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在高校如何开鲁迅研究课。当时钱理群只是个助教,他的导师王瑶下命令让他去,没想到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人赞同,但更多的是愤怒与嘲笑:钱理群这人太狂妄了,什么“我之鲁迅观”?!他竟敢把自己跟鲁迅并提,居然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常识,但当时却被认为是对鲁迅“仰视”研究这一既定格局的严重挑战。有意思的是,钱理群的这个观点同时又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指责:钱理群平视鲁迅不对,就应该俯视鲁迅。这大概也很有象征性,钱理群的一生同样就处在年长者与年轻人的质疑中。
钱理群说自己不通外语,也不通传统国学,因此在知识上有巨大的缺陷与不足,知识储备完全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中心。在评论者薛毅看来,这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造就了钱理群极为独特的存在。他独特的研究方式,用他常用的话说是“将自己烧在里面”,“学术的探讨,同时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也是对自我的发现”。
“我一直认为胡适和鲁迅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胡适提供了一个参政还保持独立、在进退之间把握了分寸的典范。鲁迅也是一个典型,就是‘精神界的战士\’:不直接参与实际政治运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做批判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和知识界发言发表独立性的、批判性的言论。”钱理群在与青年学者唐小兵交流“知识分子与政治”这一话题时,曾这样评价鲁迅。
鲁迅无论在其生前还是去世后都对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这绝非偶然。钱理群认为,这首先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的人”,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不愿说、不能说的一切真实。鲁迅恰恰是在人们因为缺乏勇气和智慧而停止思考,满足于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时,把思想的探索进行到底,从不顾忌将会引出什么可怕的结论。鲁迅追求“真”的彻底性更表现在,他从不向读者(包括年轻人)隐瞒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迷惘、缺陷、不足与失误,他敢于面对自身的局限,更无情地批判自己。他从不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更拒绝充当“导师”。
>>师者钱理群:做教师真难真好
有评论者说,假如将钱理群的全部论著作关键词索引,估计“困境”和“挣扎”这两个词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钱理群的作品所表达出的气质是乐观、奋进的。聆听过他讲演的人,即使是音频,也很容易被钱理群铿锵有力的语调和开朗的笑声感染。
钱理群在中学教了十八年,在北大差不多也教了二十年了。大家看他上课很轻松,其实都是精心准备的,有详细的讲稿。讲稿大概分为两类,一种是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列一个详细的提纲。而且不少同学说过听他的课好像处在一个“气场”中一样,始终能感到一种吸引力甚至“控制力”。
北大的陈平原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2002年从北大退休后,钱理群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不过这段经历并不顺利。其间钱理群曾经受邀成为教育部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但合作时间并不长。后来他采用了一种民间教育方式介入——不是编教材,而是编课外读物,希望用课外读物来影响教材或者做教材的补充。这套《新语文读本》后来影响很大,总销量超过三百万册,实际上影响到后来的教材编写。
编书的那段时间,钱理群早晨7点起床,晚上12点休息,整天泡在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的阅读与编选里:“仿佛超越了时空,突然和荷马、苏格拉底、但丁,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和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曹雪芹,和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相遇,和这些民族与人类文明史上灿烂的群星交谈着,争辩着。忽而畅怀大笑,忽而默默沉思。然后我牵着中学生的手,把他们引导到这些巨匠身边,互作介绍之后,就悄然离开,让他们,这些代表着辉煌过去的老人和将创造未来的孩子在一起心贴心地交流。我只躲在一旁,静静地想,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直以来,钱理群给人的印象是带有浓重的批判意识、危机意识。而在他“好为人师”的一面,我们看到的是他温情的长者之风。
曾经有位读者在惜别教师岗位后,给钱理群写信诉说,并就教育界内部有人指责钱理群“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安慰他说:“钱老师,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希望您能快活地生活,因为您是好人。”这封信深深打动了钱理群,在回信中也说了一段很动情的话:“你说我是好人,就如同我的学生说我很可爱一样,都让我开心,并感到一种温暖。我们都是普通的人,自己面对压力时只能默默忍受,看着他人受难,也只能以无言表示声援。”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感应,正是在和这位中学教师、普通读者的沟通中,钱理群感到了自己的学术与生命的价值。
钱理群曾给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做了一次谈话,题目是《沉潜十年》,要求他们“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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