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新作《刻骨铭心》再续秦淮旧梦
半岛全媒体记者刘依佳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南京,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那里既有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又有旖旎缠绵的秦淮河,日间的杀伐决断和夜间的纸醉金迷把此地分成两个世界,白天锱铢必较,夜晚大梦一场。南京,也是著名作家叶兆言多部作品投射的地点,包括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甫一面市,即被文学界誉为“最南京的一部小说”“新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叶兆言也凭此折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但在谈及新作,坚持写作数十载、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叶兆言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低调和谦逊:“我从不过高估计自己,每一次写作,我都把它当作对以往作品的拯救。我要做的是,尽可能弄出新的东西来。这不容易,但是在自己作品中那份追求还是应该保留的。”
谈缘起:
弥补多年前缺“水”的遗憾
叶兆言说,《刻骨铭心》这部小说,是圆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遗憾——“五行缺水”。
这话,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彼时,叶兆言创作的《夜泊秦淮》被评论界称之为新历史小说的“最耀眼之作”,“当时计划写5篇,用了测字先生的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这几个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叶兆言说。
时隔多年,叶兆言在《刻骨铭心》里终于补上了这一篇——小说的主体开端、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的开篇故事,就发生在桃叶渡——传说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东晋书法家王献之专门迎接爱妾桃叶的那个渡口:
“1926年8月的南京,立秋过后,天气还是热。十七岁的秀兰把自己收拾干净,要去大明照相馆拍照。那年头,拍张照片很当回事,秀兰在家仔细打扮了一番,对着镜子横照竖照。去大明照相馆,要经过秦淮河边的桃叶渡,秀兰注意到小亭子那边很热闹,里里外外都是人,有坐有站,看阵势是在听一位老先生说话……”
那老先生叫章太炎,在旁边给老先生打扇子的年轻人叫绍彭,也是故事的主人公,当时他只是个富家子弟,还没有成长为追求光明和理想的革命者。叶兆言不愧是笔墨老手,叙述故事的同时,收放自如、不着痕迹地就把桃叶古渡的、历史公案,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南京时局,章太炎的尴尬境况,以及秀兰、绍彭等一众年轻人内心的新思潮等等,交代了个圆圆满满。
“这里面的故事早就有了,一直没有写。因为写作者总是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包括虚构的、非虚构的,历史的、现实的。但这些故事就像珠子一样,都是散的。”叶兆言透露,直到有一天看到“刻骨铭心”这几个字,他突然意识到,这四个字似乎就是一根绳子,可以把散落在脑海里的那些“珠子”穿起来。而在阅读本书时,在叶兆言不动声色地叙述中,记者似乎体会不出“刻骨铭心”的感觉,只是单纯地被故事情节吸引着,无障碍有兴趣地一路读下去。而当故事终了,合上书后再回味书里的每个人物每段人生,才慢慢地感到“揪心”,难以忘怀。
谈新书:
小说中历史只是“软装潢”
“再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以及个体在裂变时代的痛与爱。”这是《刻骨铭心》扉页上的一行文字,精准地概括了这部小说的内核。
《刻骨铭心》的主体故事是从1926年写到1945年。在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日军侵略,六朝古都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上,生活在城里的各路人物也随着动荡的时局经历着刻骨铭心的人生:绍彭、希俨、秀兰、丽君、王可大、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等等,他们的信仰和道路,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他们的得意和失意,他们的痛苦和悲伤,他们的爱情、兄弟情、家国情,在这部接近25万字的小说中,在作者为我们徐徐展开的南京历史画卷中,演绎着,交错着,纠缠着,沉浮着。采访中,半岛记者获悉,《刻骨铭心》的初稿曾于2017年在《钟山》杂志上首发,此后叶兆言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1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
虽然在《刻骨铭心》中,除了人物各自的命运,叶兆言对人物所依附的时代背景——上世纪初叶南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着墨颇多,但他明确表示,小说的本意却不在写历史,而是写“人”,写历史长河里的每个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欣,并由此去触摸大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而在阅读小说时你会发现,叶兆言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成熟的历史观,他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历史,有自己对历史的评判标准和思想立场,但这些他都没有明确说明,而是隐藏在人物故事发展的脉络里,用文学评论家贺绍俊的话来说,那些关于历史的“蛛丝马迹”,其实是作者“暗示我们应该这么去看待历史”。
对此,叶兆言表示赞同。他坦言自己作为写作者,非常清醒:“我写的不是历史小说,我写的就是小说。历史小说在某种角度可能有一个问题,说到小说的时候用历史来寻求‘解脱\’,当我们说历史不真实的时候又说那是小说。而虚构文学有其最基本的规则,写作时必须按规则来操作,就像打篮球一样。所以,历史细节在我的小说中只是一些包装,是一种技术,就像一个空间的软装潢,为了吸引读者,产生逼真的效果。”叶兆言认为,作为虚构小说的写作者一定要提醒自己,如果你的小说中仅仅只有历史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小说中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你最想表达的东西”。
谈创新:
“作为生产者,我不能重复”
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笔耕数十载,叶兆言始终保持低调的风格,不善言辞,也从不随波逐流、凑热闹,因此,在文学评论家潘凯雄看来,叶兆言不属于能够快速圈粉的那类作家,而是属于要慢慢品的作家。叶兆言也坦言:“我很喜欢写,一直沉溺在写作中,我确实是一个写的比说的好的人。”叶兆言说,自己只要能正常写作,吃饭也香,睡眠也好,所有生活都正常,只要进入不是正常写作,各方面都不对,“我的命运好像注定要写作”。
作为一位“命中注定”的写作者,叶兆言表示,“创新”是自己十分在乎的事情:“作为一个生产者,我觉得我不能重复。我要尽可能弄出新的东西来。弄出新东西也不容易,但是在自己作品中那份追求还是应该保留的。”
所以虽然依旧是写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叶兆言在《刻骨铭心》中也进行了不少新尝试。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他在小说的开头特意讲述了两个冗长的现代故事:《烈女游娜》和《作家努尔扎克》。前一个讲述了一个美丽忧郁的女孩的故事,说的是人面对无性的痛苦；后一个讲了一个作家被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饱受失去语言、无法表达的痛苦。由于这两个故事和后面的情节发展并无明显的关联,不仅让人产生了可否删除、直接进入小说主体的疑问。就此,叶兆言认为如果把这两个故事砍掉,会严重影响到后面的阅读:“这两个很冗长的故事是点到了人类的两个痛,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两个对于疼痛的感觉,开始阅读这部小说。”叶兆言表示,他特别喜欢契诃夫的《海鸥》,该作有一个很仓促的结尾。“所以我写这本书时,就想写个冗长的开头,还特意选择了一个仓促的结尾,这是一种技巧,也是在向《海鸥》致敬。”他坦言,冗长的开头也许会失败,但他必须要尝试一下,“因为如果你写得好,冗长的开头一定是允许的,比如《大师与玛格丽特》几乎用大半本书开头,所以一个写作者还是应该有一点想法。”
因其作品大多围绕南京而作,叶兆言也被评论界看作是“地域性作家”的代表者。在他看来,作家所熟悉的地域仅仅是一个可供支撑的凳子:“这块土地一定存在,至于这块土地是北京、南京还是上海,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对作家来说,作品中是否有你最想表达的思想,作品能不能创新,能不能跟以往的文学作品不一样,那才是更重要的。(本版图片均由出版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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