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京城梨园的“饭圈”如何捧角儿？
100年前的京城梨园里，戏迷们为了支持自己心爱的角儿，抢票、叫好儿、写软文，使出的花样儿可不比现在少。近期出版的《旧京伶界漫谈》就向读者展示了百年前的“饭圈”是如何运作的。但无论怎么捧，“捧角儿，说到底，角儿是根本。言及角儿，剧艺是根本，本领过硬的角儿才有得捧。捧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绝不能指望它化腐朽为神奇。倘或角儿的玩意儿不到家，任你捧角儿家怎么捧，顶多落个昙花一现，外饶一个白受累。所以说，角儿的剧艺须达到欲罢不能不捧不成的程度，才有得一捧，才捧得顺当、捧得结实”。
戏迷对角儿所迷的程度，惟有他们自己体会至深。这就好比抽大烟，外人对于烟瘾的魔力总是觉得匪夷所思。烟迷过烟瘾，戏迷是过耳瘾、心瘾。清光宣年间有人评说时下戏迷已然跃升为戏疯子。有一则笑话讲，某戏迷在戏园儿听戏，他儿子赶至戏园儿告诉他家里着火了，他却说：“回去告诉你妈，这出马上就完，下一出是谭老板的大轴儿，我听完谭老板一准儿就回去。”说完闭上眼接茬儿摇头晃脑带拍板，再不理他儿子。等谭老板唱完了，他家里房子也烧完了。宣统二年（1910），谭鑫培在天津凤鸣茶园贴演四天，戏码儿是《失空斩》《洪羊洞》《卖马》《奇冤报》，这四出戏实在够硬，每日满堂。老谭年岁已高不能回回足铆，后排戏迷难免听不清他的腔儿，就只好伸着脖子探着脑袋，耳门子对着戏台蹙眉使劲。听时没觉得什么，四天的戏听完后才发觉自己脖子归不了位了。当时有人著文说，您要是在天津卫瞧见一街的长脖儿，那都是听小叫天听的（参见宣统二年《正宗爱国报》第1190号）。
谭鑫培、王瑶卿之《南天门》
戏迷迷角儿的最终表达就是捧角儿。他们捧角儿是真砍实凿不惜财力，且花样甚多。细分起来有前台捧、后台捧、文捧、武捧、艺术捧、经济捧等说法，其间又相互穿插，搭配混用。比如前台文捧，是说迷党们搜肠刮肚，罗尽世间妙美之词，著文、作诗、集册、题匾。前台武捧，即成群结队预先包厢占座儿，角儿一出台，先齐声来个好儿。然后不管角儿是唱是念，必定一句一个好儿。别小瞧喊几句好儿，里面可藏着不少事。光是脖粗筋赤没完没了拼命使拙劲者只能算是雏儿，老到的捧角儿家讲究事半功倍。他们首先时机拿得稳，都是趁着别人喊累了青黄不接的当儿，抽冷子来一句，很符合兵法里的出奇制胜。其次“好”字须带腔儿。这些人都喜欢唱两口儿，平时吊嗓儿学腔儿对吐字归韵，字头、字腹、字尾这些内行玩意儿也知道大概，至少喊个“好”字足够承应。所以他们喊出来的是“好哇唔”，这“好”字拐弯儿带钩儿，满宫满调，既有味儿而又不浮滑。角儿一下台，捧角儿者全体离席。在他们眼里只有心仪的角儿，若是多瞧了别人一眼，就好比烈女失身，罪莫大焉。他们起堂也是让戏园儿老板见识见识他们捧的这个角儿多么能叫座儿。
后台捧是戏园子老板和戏班管事的差事。无非是想尽办法把戏码儿往后排，能唱大轴儿绝不派压轴儿，能唱压轴儿绝不来倒第三。再一个就是海报排序尽量靠前，名字写得大如斗。还有的在台前多加几盏灯，单等角儿上台突然摁下开关，角儿还没怎么着，就先落得满身光彩。艺术捧就是帮角儿满处淘换戏本子，编剧改词儿，说戏择毛儿等。经济捧自然是用白花花的银子了。
这些个捧法，全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们既有组织章程又有方略纲目，比自己的本职差事还要尽心尽力。粗粗说来，大致有如下情形：
第一种，拉帮结社。捧角儿者出于志趣相投，起先只限于聚一起闲聊角儿的某句腔儿或某个身段。后来话题范围逐渐扩大，连角儿的祖宗三代，某年月日唱的某出戏，某句使的什么腔儿都能如数家珍。你一句他一句，空聊过嘴瘾。当时“痰迷”（即“谭迷”，谭鑫培迷）、“黄病”（名净黄润甫迷）、“羊迷”（杨小楼迷）、“瑶痴”（王瑶卿迷）、“梅毒”（迷梅兰芳至深者）等称谓说的就是这些迷党捧角儿家。
后来又生成团体组织，他们有书面章程，定期举行会议。捧梅兰芳的有“梅社”“梅党”，捧尚小云的有“尚党”“醉云社”“听云集”“尚友社”，捧荀慧生的叫“白社”（荀慧生早年艺名“白牡丹”），捧筱翠花的叫“翠花党”等等。这些个社党完全自发，无需登记注册，都是志同道合者。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社党里面各行人士都有，摇笔杆子的剧评家是必有几位。角儿的演出预告一贴，他们就撰文一篇投送报社，所言无非溢美之词，既为票房做了广告，又对舆论做了导向，算是预热。
梅兰芳（右）、尚小云（中）、程砚秋（左）之《虹霓关》
与此同时，他们集体购票若干。及至开戏当日，老早就在戏园子后门恭候角儿驾临。角儿一下车，有前边开路的，有帮着拿大衣的，夏天必定还有扇扇子的，簇拥着角儿进后台扮戏。角儿一登台，严格说还没登台，只是台帘儿方启或台帘儿未启，角儿只一声“闷帘儿”（指演员还未露台，先在帘儿内念一句白或唱一句腔儿），这些人齐声一个“好”字。角儿一出台，又是一个碰头儿好儿。再往后，不管角儿临场发挥得好与不好，该有好儿的地方儿他们一定喊好儿。缘于他们都还算懂戏，每出戏又看过不知多少遍，对那些该有好儿的地方儿再清楚不过。裉节儿还没到，他们预先支楞着耳朵，运足了气，两眼瞪紧，双手高举，提前候着。即便角儿这句唱得不好，他们也得喊一声，皆因这里原本该有“擞儿”（指小腔儿）的。这可称之为“固定好儿”，不懂“固定好儿”的就是棒槌。演员在台上演戏就怕冷场。台下越是满坑满谷气氛热烈，他们演起来才越发带劲。台下无人喝彩，台上演员顿觉无趣，心情大受影响。台上演员不卖，台下观众定然对演员抱不认可态度，绝不会有好儿。台上台下接上气儿，相互感染才能相得益彰。
戏一散，迷党里的笔杆子赶紧回家写急就章，当晚就送至报馆，有的甚至航空邮寄至沪上等大码头，第二日捧角儿宏文就能见报。他们这等手面比职业新闻记者一点儿不逊色。迷党们虽花钱受累费心思，精神上和感情上却十分满足。要说这些“党员”“社员”真对得起组织。除此之外，有些报刊开辟专栏，比如“梅讯”“梅花谱”等，随时报道梅兰芳先生的一举一动。有的还著书立说刊行于世。1918年，署名“梅社”者专门编著《梅兰芳》一书，经中华书局刊印发行。全书分梅兰芳之事略、梅兰芳之家乘、梅兰芳之艺术、梅兰芳之魔力、剧中之梅郎观、梅兰芳之趣事、梅兰芳之比较观、各家评梅、梅兰芳之曲本、咏梅诗词等十章，可谓面面俱到。诗词有“忆梅”“梦梅”“探梅”“供梅”“对梅”“问梅”“画梅”“咏梅”等篇，名流樊樊山、易实甫、罗瘿公、吴天放等皆有丽词佳句。1927年，京华印刷局出版《白牡丹》（又名《留香集》，荀慧生堂号为“小留香馆”）一书，名流袁寒云（袁世凯二公子袁克文）亲任审校，并题“无双”书匾给荀慧生。
第二种，抬高身价。清末那相国（那桐，字琴轩）是铁杆儿谭迷，捧老谭十分够意思。宣统元年（1909）袁世凯职枢府，权倾一朝。这年他过五十整寿，在锡拉胡同本宅办堂会，给了一次那相捧谭机会。这类堂会老谭必是大轴儿。当时袁世凯独坐一席看戏，那相坐三排。到老谭该上场了，那桐起身走到袁世凯身旁，悄悄把袁拉到了第三排同座儿。迨老谭一出台帘儿，那相忽然站起身，大庭广众之下，冲着老谭一抱拳，瓷瓷实实行了个拱手礼。袁世凯一见，也赶紧抬起屁股改容致礼。这下动静就大了。第二天京城官宦士大夫相见无不言及老谭。在此之前老谭的堂会戏份儿是一百两银子，打这次以后直线攀升，没两年，老谭的脑门儿钱就升到五百两。辫帅张勋就喜欢听王蕙芳（梅兰芳表哥，唱旦角儿，与梅兰芳在伶界有“兰蕙齐芳”美誉），他办的堂会必请王蕙芳。每至王出台，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楞从台口爬上去，专为给王蕙芳打台帘儿，故意让人知道自己捧王蕙芳。再有长腿将军张宗昌捧老十三旦侯俊山，饭同席，寝同榻，鞍前马后伺候着，迎送都是净街戒严，就差皇上的凉水泼道了。张伯驹就迷余叔岩，他自己是余派名票。余叔岩在张先生眼里说不上圣，也是位贤。张伯驹只跟别人聊余派，聊完余派还是余派，不许说别人。倘若有人当他的面提了句言菊朋、高庆奎等，张伯驹根本不顾斯文，不管生人熟客当场就开销，出完气黑着脸抬起脚就走。他这么做也是给别人瞧，以张伯驹三字之名望地位，这么护着余大贤，就为表明自己独尊余派。
叶赫那拉·那桐
“辫帅”张勋
张宗昌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发起选举，让社会各界投票推选名旦角儿。有人说这一举动疑似是捧荀慧生的“白社”策划的，就是想让荀慧生与梅、尚、程并列名旦之林。投票结果的前六名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朱琴心。后来朱琴心辍演，捧徐碧云的就想造成“五大名旦”之局面。因为徐碧云的综合剧艺及人缘儿与前面四位确实有些差距，终未成功。梅尚程荀功力火候虽有些参差，但究竟相距不太远。剧艺够得上，才有得一捧，否则花钱受累乱捧一气，社会各界不认可也是白搭。
第三种，排忧解难。角儿之所以能卖满堂，是他们凭自己的玩意儿多年积累的人缘儿，每出戏都有些基本观众。只要他们一贴演，这些人不管看过没看过，都掏钱进园子捧场。捧角儿家就更不必说了，他们除了过瘾听戏，还时常担着任务。晚近的谭迷一流，势头虽说不如老谭时旺盛，却也算薪火相传。到了孙子辈谭迷，正是30年代老谭的嫡孙谭富英走红时期。谭富英的扮相嗓子都好，可有一次却见了鬼。他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贴演《四郎探母》，“坐宫”一场“叫小番”的嘎调居然没翻上去，台下哄完倒彩就有人抽签儿离席。这一砸，谭富英心里就有了障碍，再次贴演，嘎调还是没上去，有些观众照旧送完倒彩起堂走人。谭富英之父谭小培看出了路子，儿子这句越上不去，他越让儿子贴这出。谭小培是伶界“名爸”，按说谭富英早已成年并挑班儿挂头牌，可一切事宜都得是谭小培管着。谭小培知道天津戏迷就想听谭富英这句翻不上去的“叫小番”，每贴必满，所以也不管谭富英心理压力如何，依然命儿子连贴连演。
这样一来，新谭迷不答应了。谭富英是他们心中偶像，老获倒彩他们脸上挂不住。可他们却做不了谭小培的主。况且谭富英这句坎儿无论如何也得迈过去，否则在天津唱砸算怎么一回事。事情逼到节骨眼儿，谭迷里的高人就想出主意来了。话说这次又是《四郎探母》，他们先跟戏园子商量，选定几个区域各预定十多个座儿，然后谭迷分拨儿按位置埋伏好。待谭富英的“叫小番”的“小”字刚出口，各处预埋爆破点儿同时炸响，数十位铆足了劲，齐声一个雷鸣般的“好”。谭富英的嘎调“番”字谁还能听得见？别的观众以为喊好儿的人肯定听见了，也就跟着喊。这样一来，“番”字上去没上去已无关大紧，反正全被淹在“好”字里了。台下得了肥彩，谭富英心理障碍全无，下次又唱，一点儿不费劲就翻上去了。这般救驾的意识和才智，该看出这些谭迷不白给（参丁秉《菊坛旧闻录》）。
谭富英指导儿子谭元寿排练《赵氏孤儿》
这类喊好是事先串通，算是有预谋。谭富英本人不会以为是真给他喊好儿，以后该怎么唱还得怎么唱。可有些捧角儿者，不该有好儿的也喊好，甚至不好也喊好，完全不讲规矩，这就近乎起哄了。民初的张毓庭以谭派号召登台，玩意儿并不十分好，可台下句句有好儿。后来别人一打听，是他雇人来捧的。张毓庭的本领实在有限，工夫不长就没了动静。再如金少山30年代末回京认真唱了几场之后，在台上经常犯懒，每出戏就卖一两句大嗓儿，该有的地方没有，该做的地方一笔带过。按说这是糊弄观众，也对不起自己的玩意儿。可台下还给好儿，让金少山误以为卖得可以，观众知足了。恰是这种不虞之誉，说严重些，名为捧角儿实为毁角儿。
清末民初的大琴票陈十二爷（陈彦衡）说过一句话：“观剧家对演剧家贵有监督纠正之责，而非徒事赞扬称颂之能。梨园老角儿能享大名，得力于观剧者砻磨，正自不少也。”这话在梅兰芳身上有一个活脱儿例子。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沪，头牌王凤卿为了提携在沪上刚露台的梅兰芳，主动提出让梅唱一次大轴儿（上海叫“压台戏”）。头一次在上海唱轴子事关重大，首先戏码儿须叫得响过得硬。梅先生花了几天时间专门排了刀马旦戏《穆柯寨》。当晚的演出彩声不断，算是圆满。散戏后，梅先生未及卸妆，梅党的几位领袖人物冯幼伟、李释戡、许伯明等就到了后台，当时就给梅先生择毛儿说：“你在台上常常把头低下来，大大地减弱了穆桂英的风度。因为低头的缘故，就免不了哈腰曲背。这些我们不能不纠正你，你应该注意把它改过来才好。”梅先生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自己扎靠的功夫还欠火候。他当即接受指正，并托付他们帮忙来治这个毛病，遂商量好，梅在台上如果再低头，他们就以拍掌为号。隔日再演《穆柯寨》，几位梅党就坐于包厢，专盯着梅先生是否低头。果不其然，演出中梅先生又犯了低头的毛病，台下梅党赶紧拍掌提醒。如是者三五次，梅都即刻改过。旁边的观众以为这些梅党看得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谁也想不出他们“三击掌”是在给梅先生“治病”。梅先生后来说，在剧艺方面，得到朋友这类的帮忙多得数不清（参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
马连良、张君秋之《摘缨会》
再一则是张党替张君秋拔闯（北京话，指为受欺者主持公道）。1941年，张君秋搭马连良的扶风社，给马先生挎刀。张的唱念高亮圆润，一条响堂的嗓子，扮相做表也不错。那时他已荣获“四小名旦”头衔，在北京算是小有名气。扶风社是大班社，马先生邀他唱二牌旦角儿也算提携这位干儿子（张拜马为义父）。马先生唱戏有个习惯，喜欢以大戏叫座儿。他的大轴子，前边多是安排小戏码儿，要不时间抻得太晚，观众就得起堂赶末班车。所以前边张君秋的诸如《女起解》《祭塔》等唱功戏，七点半就得开锣。那会儿的观众都是来看轴子戏，往往张君秋登台时只上五六成座儿，实在有些对不起“四小名旦”这块招牌。张虽心中不悦，却也一筹莫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能蓄势待发。
这天马先生打算唱一次双出，前边《战樊城》，大轴儿《洪羊洞》，当间儿正好能让张君秋唱一出二本《虹霓关》。张刚跟王瑶卿学完这出正想露露，马先生也表示同意。当晚张党在前三排包了不少座儿，就为捧张这出熬出来的大戏。谁知头本刚唱至一多半儿，张君秋的哥哥张君杰（给张君秋管事）跑到前台跟张党说李鸟儿把二本掐了，不让唱了。这个李鸟儿（李华亭）接手马四立任扶风社管事，负责邀角儿派戏，权力蛮大。张党一听就急了，登时紧急商议做出决定，对张君杰说：“假如李鸟儿不让演二本《虹霓关》，那等马连良的《洪羊洞》一上，我们全部起堂。”在这当口儿，张党把这个决议已如军人出操报数般耳语前三排同人。张君杰得令返回后台，一会儿就回来禀告说李鸟儿同意演二本《虹霓关》了，不过请张党千万别起堂，一定听完马老板的《洪羊洞》再走。李鸟儿当然怕马先生的《洪羊洞》一上，前三排“呼啦”全撤了，那就出娄子了。如此一来，问题全都解决了，张党算是大功一件（参丁秉《菊坛旧闻录》）。
第四种，党同伐异。捧角儿的迷党都有一个取向，就是他们心仪的角儿得是这个行当第一，而且全世界都得随着他们认可才行。这份念头心里想想、嘴里说说也算罢了，他们却要贯彻落实，这可就难了。四大名旦，梅先生排首位，不仅没有争议，而且其他三位也心服口服，谁也难以撼动。尚迷、荀迷都不做非分之想，唯独程迷于心不甘。他们认为，以程老板的唱腔儿和观众缘儿，完全有与梅大王一争旦角儿圭臬之可能。程砚秋早年拜梅兰芳，曾给梅先生来过二旦，后来拜王大爷（王瑶卿），创出“程腔儿”，起色大增，风头也算不小。从先期的仿梅、学梅，逐渐就改为追梅了。程迷一见程砚秋势头如此之旺，就撺掇他抗梅甚至超梅。
梅兰芳之《太真外传》
梅先生上世纪20年代即享大名，且他已经先后在日本、美国、苏联几个洋码头都唱过大戏（当然是梅党在资金上给予了极大帮忙），也见识过西洋戏剧。就凭这一条，另三位似难望其项背。程迷里人才济济，有文有武，有阔有贵。文的有罗瘿公、陈三立、陈叔通等。罗瘿公不光花近一千大洋给程砚秋赎身（程的师傅是荣蝶仙），还为他编写剧本。陈三立对程砚秋演剧可谓事无巨细，多有襄赞。阔主儿里有金融界大鳄张嘉璈、银行行长许伯明等。官衙里有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等。当时的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是梅党，副总裁张嘉璈是程党，张嘉璈正要排挤冯以取而代之，就托有“文化膏药”之称的李石曾捧程（时人谑称“张官李代”）。李石曾为国民党文化派元老，专司文化之事。其时正值法国退还庚子赔款，李就从中拨发十万大洋，让程砚秋赴欧洲重点考察法国戏剧，为此还邀集各界名流百余人在中南海福禄居会餐，为程砚秋饯行，动静不小。一年多后，程砚秋由欧洲考察归国，终于补上这一课。
1936年，梅兰芳由沪回到京，每礼拜一至五在第一舞台贴演，六、日两天留给别人。这五天自然是逢贴必满。尚小云、荀慧生都避其锋芒，尚只六、日两天贴演，其他几天歇工。荀干脆跑外码头。程迷就打算跟梅唱对台戏，鼓励程先生礼拜一至三在中和园贴演。梅兰芳多年在上海演出，难得回京，且玩意儿太好，观众都是舍程就梅。见此情形，程迷就在戏码儿上动心思。他们事先用心探听梅的戏码儿，比如，梅先生周一的戏码略微软些，他们就让程老板贴自己的拿手好戏，就好比“田忌赛马”。梅党也警惕，本来每日满堂，这天忽然变八成儿了，戏码儿玄机露相儿。他们就让梅先生每晚都贴硬戏或双出。第一舞台是北京最大的戏园儿，满堂两千多人，中和园只一千来座儿，不论声势和票房收入，程都逊色于梅，结果北京这一回合，“超梅”未能如愿（丁秉鐩《菊坛旧闻录》）。
程砚秋之《梅妃》
1946年，梅、程在上海又对垒一次。这回双方的班底都十分硬整。梅这边是杨宝森、俞振飞、姜妙香等。程这边是谭富英、叶盛兰等。梅、程有师生之谊，又都讲戏德，各自都忖量。二人事先有过沟通，打算错开档期。且不知程迷也好梅党也罢，对角儿的影响力万不可小觑，总想让梅、程在上海对一次阵。梅先生本是乐于让人，可档期不知怎么就没调开，结果还是碰上了。虽说捧角儿家另有用心，可梅、程对垒总归是难遇的梨园大事。南京、长沙、汉口等地都有人来。戏园子也真是照顾戏迷，每出戏都是连演两天，观众今天在这儿听梅，明天去那儿看程，两不耽误。结果梅、程的戏是每天都满，两位挣了大包银，剧院方也赚足了票房，戏迷虽花了钱，却也过足了戏瘾，三方都皆大欢喜。梅、程两党自然未能比出高低胜负。
（本文节选自张文瑞《旧京伶界漫谈》，中华书局，2018年6月。文章首发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zhonghuashuju1912），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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