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一条河

◎许子东

张爱玲是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出身最“豪华”的，祖父张佩纶是同光年间的清流派，曾在皇帝面前做侍讲。当时是“浊世”，他做“清流”是要得罪人的。人家也不说他不好，只说国家有大难，“清流”都是精英，派他们担当重任吧。当时朝廷里就有人出诡计，把张佩纶派到福建，跟法国人打了一仗，叫“马江之战”，输了。其实谁打都输，因为法国军舰好，清朝贪官买来的炮弹里面是沙。但这个打败的责任就是张佩纶的。犯错误了，被流放到张家口。过了几年，流放完了，李鸿章觉得对不起他，就把女儿嫁给他。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第二个女儿，他们结婚的房子就是李鸿章送的。到民初时，张家已经衰落了，昔日荣耀变成丑事了，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从没跟她说起这些事。她后来看了曾朴的《孽海花》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十几岁了。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是截然不同的。她父亲是个很没用的人，好像就做两件事情，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不会赚钱，把家里的财都败掉了。张爱玲的母亲家世也很好，是曾国藩下面一个将军的后代，她看不惯丈夫。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姑姑要去英国留学，母亲就跟着陪读去了。张爱玲读小学时，母亲又回来了。父亲和母亲是离婚的。对张爱玲来说，父教和母教完全不同。父教等于是晚清前朝的气氛，鸦片、《红楼梦》、小老婆……而张爱玲的母亲呢？留欧回来，讲法文，吃西餐，给张爱玲找外国老师教弹钢琴，让张爱玲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

张爱玲后来的小说主题就是“男女战争”——就是男女谈恋爱。但这个“恋爱”是打仗，是计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从头到尾是在“打仗”。而这种爱情战争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一辈子打仗，不能说没有感情，也有过家庭、有过孩子，可就是一直在较量。“五四”文学中的“父亲”是个显眼的空白。在现实层面，作家的父亲们大都很早去世了；象征层面上，父亲又大多是负面人物。所以有一个“弑父”情结。与此同时，无论写实还是象征，母亲都是启蒙者，都是爱与被爱的对象。张爱玲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她“弑”父，但也不恋母。在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晚年凄凉地死在洛杉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活上、精神上似乎都“无家可归”。

张爱玲写小说的黄金期，是在1943年到1945年，大概二十四五岁。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悲剧，除了《倾城之恋》。傅雷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赞扬《金锁记》，批评《倾城之恋》，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但把张爱玲放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络里看，会发现《倾城之恋》很特别。

《倾城之恋》讲一个上海女人白流苏，二十八岁，离婚了，回到娘家很苦。这里有两个重要情节：第一，她母亲不帮她。张爱玲小说里的母亲都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很少见。第二，她的镜子帮了她。在母亲那里得不到援助后，她就回到房间，对着镜子，走了几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一番细细的描写，然后“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

有人给白流苏的妹妹介绍了一个海外华侨范柳原，却被她抢了。接下来，范柳原就邀请她去香港。这个小说和一般的爱情小说有点不同。通常的恋爱故事是先君子后小人的，而《倾城之恋》是一个先小人后君子的恋爱故事。《倾城之恋》反过来，一开始两个人就都在算计，女人找“长期饭票”，男人找一个新的艳遇。小说中有一段流苏的独白，是有文学史意义的：

流苏自己忖量着，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

在这之前，有很多恋爱故事，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创造》，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所有这些爱情故事里，当男人和女人讲爱情、讲文学、讲自由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女人有过这样的声音：“原来他是要精神恋爱”，“精神恋爱的话是听不懂的，不过没有关系……”“将来找家具、找佣人，都是听我的”。在中国现代文学里，这是女人第一次发出这么世俗、这么实际、这么不浪漫的声音。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她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基本的爱情模式：男性给女性讲文化、讲知识、讲道理，唤醒女性，而女性非常纯真善良，被男性的知识风釆所感染，陷入了爱情；有的女性超越了男性，有的女性和男性分开，但她们都是玉洁冰清的，都是相信爱情的。可是，到了张爱玲笔下，女性满脑子想的都是“饭票”，是极现实的问题。张爱玲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有一个基本的模式：一男一女相爱，社会反对，男女是联合起来反抗社会的，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家》《春》《秋》。《倾城之恋》里，基本上是没有人也没有社会力量在反对、阻碍范柳原和白流苏，只是这一男一女本身在斗争。这个斗争更加复杂，是男人需求和女人利益的根本性冲突。通俗地讲，男人是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的，女人是没有将来就没有现在的。这么一个性别斗争，在张爱玲笔下，描写得非常通俗又非常精彩。

简单来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忧国忧民，要救世，希望文学作为武器能改造中国。鲁迅、巴金、茅盾等“左联”作家，都是这条线索。第二类，文学是文人自己的园地，不一定能救国家，但先要救自己。这一类的作家有周作人，一部分的鲁迅，还有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第三类，目的是娱乐，怎么畅销流行就怎么写，一切以读者需求为第一。这一类就是鸳鸯蝴蝶派。

而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哪一类都放不进去。她的风格，讲都市感性，找现代主义，重女性感官，追传统文笔。这种文学现象，和鲁迅开创的主流方向很不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张爱玲和鲁迅是两个最受注意的作家。鲁迅是一座山，后面很多作家都是山，被这座最高的山的影子遮盖了；但张爱玲是一条河。

摘自《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许子东/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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