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洞于未萌”，可行吗？
赵柒斤
所谓“神童”，说白了就是“超常儿童”，即“有特禀异质，迥越伦萃，岐嶷兆于襁褓，颖悟发于龆龄，识洞于未萌，智表于先见，心计足以成务，口辨足以解纷”。按此标准，古往今来称得上神童的仅有“圣人之师”项橐，《战国策·秦策五》中的一句“夫项橐生而七岁而为孔子师”，虽未交代这个早慧儿童是怎样获取知识的，但并不妨碍成为后世人们争相学习和开发的标杆。
到了汉代，培养和开发“神童”便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汉书·章帝纪》曰：“建初元年 （公元77年）诏，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 ”这样的顶层设计，既便于“神童”脱颖而出，也使成为“神童”的孩子受到更多关注，在入仕过程中占得先机，于是想让自己孩子迅速成为“神童”便演变为人之常情。唐朝延续并发扬了汉代 “神童”培养及选拔模式，科举考试公开设置“童子科”。《新唐书》载：“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 《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也就是说，十岁小孩能合格地讲解经学即可当官，最不济也给一个名分。然而，人们不难发现，被誉为“神童”的“初唐四杰”之王勃、杨炯和“诗仙”李白等除从小有一定文学天赋，苦读和父母悉心教育培养乃是他们通向“神童”主渠道。
历史行进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且由文人主政的宋代，“神童崇拜”似乎达登峰造极地步。不仅“童子举”成为国家选才制度、“神童”纳入到政府体系进行培养，而且还诞生了史上年龄最小的科举及第者——三岁的福建福清人蔡伯希。那么，宋代是怎样制造神童呢？首先，从法律上明确拔擢 “神童”为“国家人才计划”。 《宋史·选举志》谓：“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 ”宋代学者赵升史料笔记《朝野类要》卷二“神童”条接着介绍了当时“神童”选拔使用程序：“十岁以下能背诵，挑试一经或两小经，则可以应补州县小学生。若能通五经以上，则可以州官荐入于朝廷……”其次，北宋最高统治者 “亲自试之”。据史料记载，继宋太宗亲自选拔了身边大臣杨徽之侄孙——11岁的杨亿（杨大年）后，其子宋真宗赵桓不仅成为有宋一朝主持 “童子试”次数最频繁的皇帝，而且还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亲自考核录用了史上年龄最小考生蔡伯希，并授他“秘书省正字”官职。由此可见，在神童开发这个问题上，宋真宗秉承的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标准，他将北宋“幼儿园”进行一次次海选的基础上，选出了3岁的蔡伯希和14岁的江西临川人晏殊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
于是，社会上拔苗培育、逼迫儿子成“神童”的极端案例层出不穷。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还撰写了时评《伤仲永》，南宋人叶梦得史料笔记《避暑录话》卷中讲述了江西饶州一些人采取摧残等偏激方式“制造”神童的事件。但愿意从王安石、叶梦得列举案例中汲取教训的人却非常少。直到南宋一些有良知的官员以 “保幼稚良心”之名不停上书建议，延续了数百年“童子科”才寿终正寝……
世上确有天资聪颖的人，但绝大多数所谓的“神童”，都是比别的孩子更早接受教育和训练，并在父母、“好心人”及媒体精心安排下不断表演，使人们产生了“神”的错觉。因此可见，古人的“神童崇拜”，表面看是对智力的尊重，其实是对成功和名利的崇拜。这样的“神童”有必要制造吗？是“神童崇拜”还是“成功崇拜”？
“六一”儿童节到了，节日里，笔者的这个话题似乎有些沉重，反观当下儿童们接受各类培训辅导的热度愈来愈高，当下家长们期盼孩子成才的集体焦虑越来越深，权当给大家一个警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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