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四十年
六十年代末出生的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四十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老百姓来说，就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日子里。每当我回忆起曾经的一些往事，再对照如今的幸福生活，不由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内心总会由衷赞叹：厉害了，我的国！
一
八十年代初，我在鄱阳湖畔的湖口中学读高中，为了上课方便，当过一段时间的住宿生。
住宿生每月要从家里扛米交到学校食堂，大多数同学家庭都困难，吃菜以自带咸菜为主。我们每个星期天下午从家里赶到学校，除了背着满满一书包书，就是手上提的咸菜罐了。咸菜罐是那种胖胖的矮糖水罐头瓶，一般一星期带一罐。那些家远的农村同学，为节省车钱，两三个星期才回去一次，一次也会带两三罐咸菜来，吃到后来罐里的咸菜全长满了白毛。
咸菜五花八门：常见的有辣椒、雪里红、萝卜、豆角，也有红薯藤、五加皮、野蕨菜。所有的咸菜，盐一律放得多，这样既不容易坏，又经吃。
班上有一个农村女同学，很少回家。她常常在放学后去菜市场，捡来一些冬瓜皮、南瓜皮、白菜帮，在学校背后的山坡上摊开晒干后，用盐腌了装到罐中慢慢吃。我们了解到，这位女同学家里孩子多，她父母本来不准备送她读高中了，但她坚持要读书，为了帮家里省钱，吃菜她都是自己想办法。后来，每次吃饭时，同学们便以要她尝尝味道为借口，纷纷夹些咸菜给她。
如今，咸菜罐早已退出了学生的生活，家长们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吃得更营养，更合味口。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还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二
这天，女儿要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天还没黑，她就翻箱倒柜找衣服。面对五颜六色、式样各异的衬衫、裙子，女儿一脸愁容，拿不定主意穿哪件，直嚷嚷着要她妈妈帮忙参考。
看着女儿试穿一件件漂亮的衣服，我思绪的闸门不由打开，想起了少年时期一件酱色面料灯芯绒夹克衫。
那是我十三岁那年，大嫂送给我的礼物。大嫂是上海人，下放到我们这个鄱阳湖边的小县城。那年春节大哥大嫂回上海探亲回来，大嫂特地从上海买了那件灯芯绒夹克衫送给了我。
当时，我家除大哥下放农村外，全家仅靠做工人的父亲的工资维持生计，生活十分拮据。从小我穿的就是哥哥们穿小了的旧衣服，十三岁以前，我从来没有穿过一件不打补丁的衣服。可想而知，大嫂送的这件灯芯绒夹克衫，带给我何等的惊喜。
春天来了，终于脱下厚厚的棉袄，我才第一次穿上那件灯芯绒夹克衫上学。衣服合身而好看，我菜色的小脸也因喜悦而红润了许多。
像爱护宝贝似的，新衣服我只有在比较凉爽的晴天才舍得穿，天太热我怕出汗弄脏了，下雨怕被雨淋湿了。每次一回家，我就赶快脱下新衣服，换上旧衣服，并小心地叠好，压在枕头下面。
有一次，同桌不小心甩了一滴钢笔水到我的夹克衫上，弄得我暗暗流了眼泪，并一个星期没有与他说话。
三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全家一直住在东门口一间简陋的平房屋里，面积不足八十平方米。堂屋做有仰顶，都是大小、长短不一的木板拼凑的，楼上只能放些杂物，并不能住人。每年腊月二十四，当母亲开始浆洗打扫卫生时，我就开始往仰顶上糊报纸，以便使平时乌黑的家里亮堂些。
先是绑上一把干扫帚，把仰顶的灰尘打扫一遍，再将扫帚浸湿，又扫一遍，使板面潮湿，这样报纸才糊得牢。接着就是糊报纸了，我个子小，将家里的八仙桌搬动，再在上面放一方凳，然后在下面先将一张报纸刷满浆糊后，爬上去糊到仰顶面上。糊到边角处，则算好宽度，让每张报纸都垂下三分之一，糊到墙上，这样，四个角都严匝无缝。有一年我偷懒，没有先将上年糊过的报纸撕下来，而是就在上面接着糊，没想到旧报纸上积了很厚的灰尘，没过多久，那报纸有一处承受不起，忽然破了，大量灰尘落下来，家里正在吃饭，弄得饭菜里都是灰。
如今，我们一家三口住着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装修得也很漂亮。糊报纸过年的日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了。
四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这座鄱阳湖畔小县城的居民出行大多是步行，其次就是骑自行车。当时，能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很不简单的，姑娘出嫁，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谓之为三大件。骑着永久、凤凰这样的名牌自行车在大街上穿行，不亚于今天的奔驰、皇冠一样抢眼。
九十年代，县城出现了人力三轮车，进行商业营运，人们形象地将它称为“蹬士”。取代蹬士的是“摩的”，顾名思义，就是摩托车营运。
公交车的出现是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的事。那时，县城已由方圆不足两平方公里扩大到了六平方公里。这些年城市发展快，公交车也变得快，先是烧柴油的农用中巴，后来换成了烧汽油的中巴，如今已是跟大城市一样的自动售票大巴车。
进入二十世纪，县城有了营运“的士”。最初的的士都是昌河微型面包车，渐渐地全部换成了统一漆成绿色的上海大众小轿车。
如今，不少市民又返璞归真，开始步行或骑自行车上下班了。这不是倒退，而是市民注重健康，注重运动，是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准的标志。
五
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才在大年三十那天买了一台十八元的“东风牌”收音机。
回到家中，爸爸将收音机小心翼翼地放到客厅正中的八仙桌上。装电池、抽天线、调频、调音，却只发出阵阵“沙沙”的杂音。还是读高中的姐姐想出了办法，她搂着收音机，站到大门口调试，果然就收到了台，是一位女播音员在播报新闻，我们一阵欢呼。
姐姐搂着收音机慢慢往屋内退，测试着信号，最后，确定只有在距大门一米开外的地方才能收到信号。为了听收音机，我们把八仙桌移到大门口，弄得只能开半扇大门。这时姐姐又调到了一个戏曲台，里面有人咿咿呀呀在唱戏，戏迷爸爸再也不准我们调了。
那年除夕，我们一家人就坐在大门旁，边听收音机边吃年夜饭。吃过饭，一家人继续围着收音机听节目，并不时发出感叹和欢叫声。过了凌晨，爸爸妈妈去睡了，我们兄妹仍然围在收音机旁，听得不亦乐乎，不知不觉中大年初一的鞭炮都响起了。
每当我和女儿说起这段往事，她总是睁大眼睛，好奇问：真的？爸爸，你听收音机也可以听通宵呀？是呀，在电影、电视普及，网络高度发达，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的今天，她如何能够理解，当年，一台小小的收音机带给我的快乐和欣喜。
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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