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我 杨常沙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这艘巨轮终于扳正了航向，开始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
1978年对中国来讲是重要的转折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对我个人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决定和改变命运的一年。
1977年12月，我从山西晋城一中高中毕业。那一年，我16岁。
那个时期，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学校受冲击尤其大。
我上小学的晋城师范附小和高中的晋城一中虽然都是省级名校，但正好是动乱的十年。时而停课闹革命，时而学工、学农、学军。老师无心教，学生无心学。我的数理化差得一塌糊涂。好在从小爱读书，文科成绩还算差强人意。
高中毕业前，听说学校准备办补习班，以备战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这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统考。晋城一中当年共九个毕业班，准备办三个补习班，其中两个理科班、一个文史班，学校制定了上补习班的分数线，以本校应届毕业生为主，同时招收了一些社会上的学生。文史班由高中毕业班教历史的成老师负责筛选生源。学校发布通告，宣布了办补习班的决定及分数线。我的理科考得不理想，总分未达到读补习班的分数线。
毕业考试结束后，尚未正式离校前，我整天无所事事，每天不早不迟到学校里逛逛，教室里坐坐。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当时的路不外三条，一是考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是各省自己出题，分文科和理科两大类。有好几个省的文科试题我都看过，感觉不算难，大多数题能答出来。自信只要复习几个月应该能考取文科大学。
第二条路是当兵。70年代军人的地位很高，穿军装戴领章帽徽是很多男生的向往。再加上当时城市兵退伍后还可以安置工作，当兵既可满足从军的心愿又可曲线就业。
第三条路就是下乡当知青。当时晋城的状态还比较好，通行的做法是当两年知青便可招工回城。那会儿农村学校很缺教师，知青中学习成绩好的往往不必干体力活，可以当代课教师，一天可以挣十个工分，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我自信到农村中学当个初中代课老师教教语文、历史、政治是没有问题的。不过1977年好像没怎么说上山下乡的事了。
一天上午，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个同学闲侃神吹，一个同学过来对我说，历史老师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
我们的高中历史老师长得人高马大，历史课讲得还不错。他找我有什么事？我不慌不忙来到老师的宿舍。历史老师的家属不在学校，他一个人住间不大的宿舍，正在给炉子升火。老师用一把竹扇边给炉子扇火边问：“快毕业了有甚打算呀？”
“没甚打算。”我随口应答。
“想不想念文史补习班呀？”
“能念当然好啦！”我实话实说。
“可是你分数没上线呀。”老师说。
“那就算了。”我回答。
“我给你争取争取，过两天发通告，你注意看看。”
两天后，学校贴出公告，我在文史补习班的名单上，而且还排在前几名。后来班上同学才透露“内幕”给我，我进补习班是学校领导研究时破例选拔的，虽然我的总分没有上线（因理科拉分太多），但我的语文考分是1977年晋城一中九个高中毕业班的第一名。校领导和老师认为我是个考文科的苗子。
就这样，我在分数不够线的情况下幸运地进了文史补习班。文史班的师资十分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袁东升，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政治老师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地理老师曾在民国时期当过内蒙古的一个县级长官，能随手在黑板上画出教学内容所需要的地图。
全体师生都满怀激情奋力拼搏，老师希望再造一中往日的辉煌，学生希望金榜题名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家争分夺秒，腊月二十六七才放假，过了正月初七就又开始上课，还有同学说他大年初一都在看书练题。
但是毕竟荒废得太久了，高考结束后，文史补习班六七十号人总共考上了十几人，大多数还是往届生。应届生包括我在内只考起了3名，一个考取了山西大学中文系，一个考取了山西财经学院。我由于志愿填报等问题只考取了西昌师专中文系。学校虽不理想，但专业还令人满意。读小说诵诗词就是学习，写诗赋文就是作业，倒也乐在其中。
况且读师专不仅不交学费，国家还发生活费，每个月17.5元，加上家里寄的钱，每天都可以吃一份肉。西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泸山花艳，邛海水碧，那几年感到生活就像是当时的一首流行歌唱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转眼四十年过去了，1978年的毛头小伙子如今已须发花白。
我常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我的命运会是怎样？下乡当知青？留城待业？入伍当兵？
我深知，在时代面前，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
国家富强了，社会安定了，个人才会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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