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新村：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样本
提起“工人新村”，上海市民不会陌生。这些建于上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市区边缘或近远郊、由4-6层高砖混住宅构成的规规矩矩的行列式小区，是今天上海最为重要的城市景观。虽然工人新村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退出了住房建设市场，不少第一代新村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也被拆除，但工人新村依然是上海多元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
工人新村，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去理解。狭义的工人新村，是指1949-1978年间，由政府出资，按照统一投资、统一建造、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原则，为工人群体建造的公共住宅。而从广义上，如果关注 “新村工人”独特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就不难发现，工人新村实际上是一种居住制度、空间实践、生活方式和治理手段，并且与意识形态、经济政策、政治运动和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
当前，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老旧小区是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的重点对象。但不可忽视的是，新村生活是工人阶级重要的集体记忆，新村经验对当下的公房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
工人新村的缘起
如何对资本主义大都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1949年新政权接管上海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工人新村正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空间与社会实践。一般认为，工人新村的产生有三个主要背景：
一，新村建设是对战后住房短缺的一种回应。
受苏联模式影响，1949年上海提出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比重，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工人数量的持续增长，造成了城市住房的严重短缺：300万的产业工人连同家属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厂房和旧式里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
二，新村建设是一种政治意愿。
战后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工农兵学商”，当时的主流媒体把工人置于社会阶层的首位。在1951年的市政工作会议上政府提出，新政权必须通过为工人建新村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
三，新村建设是一种社会思潮。
早在五四时期，新村理念就从日本被介绍到中国知识界，并成为流行于新青年之间的一种思潮。“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理念以及“通过普及教育来战胜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天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他成为新中国领袖之后的许多治国理念中，都能看到这种新村情结。
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
从建设量上看，在1949-1978年间，上海新增的1756万平方米住房面积中，有1139万平方米是工人新村，占三分之二。新村建设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建国初期（1952-1954）和“一五”末期至“大跃进”初期（1956-1958）。
第一阶段的“1002户”和“两万户”项目共建造新村70个，面积436万平方米，占三十年新村总量的22%。这两个由政府投资的试点项目旨在“为全市工人住宅指明一个方向，号召私营企业积极地解决职工住宅问题”。第二阶段始于“一五”后期，针对苏联模式不理想的现状，中央意识到不能为了发展内地而牺牲沿海地区。上海借机争取到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工业项目、工人数量和新村建设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扩张。这一时期在市区边缘另辟基地11处，建设新村126个，面积达1308万平米，占三十年新村建设总量的64%。尤其是1958年，以40个新村、760万平米的建设面积达到了建设高峰。
然而，中苏关系破裂和美越战争爆发使得中央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三线城市”战略布局，上海再次成为支援内地建设的人才和技术输出地。从此，上海的工业逐渐萎缩，住宅建设也因为财政困难进入了缓慢期甚至是停滞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
上海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1950-1978。本文图片均来自作者。
从空间上看，工人新村选址与工业区布局有很大关系。第一阶段（1952-1954）的“1002户”和“两万户”的新村建设主要围绕沪东（杨浦）、沪西（普陀）和沪南三个市区边缘工业区展开；第二阶段（1956-1958）基本是在第一阶段新村选址的基础上扩建和新建。1958年后，江苏省的十个县划给上海，上海的城市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近郊规划了吴淞、彭浦、漕河泾、桃浦等十大工业区。然而，行政区和工业区的扩大并没有造成新村的快速扩散（这说明工业区规划与实际建设之间存在一定滞后），新村大规模向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迁移是19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现象。
上海工人新村布局1952-1997
需要强调的是，工人新村的建设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公房体系的形成。在投资方面，新政权一边对私有房产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一边加大新建公房的投资力度：1950-1958年间，城市公房建设资金中75.6%来自政府，到1959-197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7%。
在组织营建方面，1930年代上海房地产市场有各类营造公司3000多家，到1950年这些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迅速合并为五家国营企业，1952年合并为两家（上海建筑工程局和华东建筑工业部），1958年继续合并为上海工程局——全市唯一的建设单位。
在公房分配方面，国家和单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管理方面，房管局（所）是公房的主管部门。居民需按时交纳房租，但无权对住房进行改动，即使是水管漏水这样的小问题，也必须报修，由房管所派专人维修。这种高度集中的公房体系是新中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
华盛顿大学的陈金永教授将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发展理念归纳为“生产先于消费”、“消灭城乡差别”和“高速工业化与低城市化率并存”等特征。上海的工人新村从微观视角为此提供了生动案例。从新村选址到社区规划、再到户型设计，工人新村集中体现了上海社会主义改造的空间策略——“先生产后生活”、“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和“集体生活的培育”。
从城市角度来看，新村选址显然是以服务工业生产为目的。大部分的新村集中安排在沪东、西、南三大工业区附近。同时，新村内部的公交线路大多通往工厂而非城市中心。商业服务设施的长期匮乏也说明新村不是一个独立的住宅计划，而是作为工业区配套设施出现的。
于是，远离市区的新村工人不得不依赖于厂区的服务设施，居住地和工作地的靠近方便了工人的通勤，也模糊了工作与休闲、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先生产再生活”、“以厂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
新村规划：从邻里单元到居住区
1950年代初，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国家体制尚未建立之际，上海的新村规划主要依靠有留洋背景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曹杨新村设计师汪定曾先生承认，新村规划采用了当时国际建筑界流行的“邻里单元”的方法。《建筑月刊》中已经出现了对“邻里单位”理论的系统介绍。
1951年曹杨新村规划图
1934年的《建筑月刊》对“邻里单位”的介绍
然而，“邻里单元”很快被当作资本主义规划思想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苏联的“居住区”规划理论。后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城市空间上的体现。
与邻里单元不同，居住区的重点不在于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邻里，而是要与国家政治生活相适应；“区”的划分也不再以步行范围和邻里互助为依据，而是要形成一套“根据人口管理单元（街道、居委会、区块、楼组），把居住用地划分为区、小区、街坊和组团等若干等级，并配有相应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治理方法。
在随后的新村建设中，规划师们十分注意空间等级和人口单元之间的对应关系。从“邻里单位”到“居住区”，新政权找到了一种更为高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新村规划也从单纯的工程技术过渡为一种含有“制度安排和行政组织”的实施手段。比如，曹杨八村出现了与其他街坊截然不同的布局形式，也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产物。
新村住宅：标准化户型与集体生活
在户型方面，新村大量采用了标准化设计。标准的设计方法是实施计划经济的重要保证。通过住宅“定额指标体系”对住宅人均/户均面积和单位面积造价进行规定，国家可以精确地掌握住宅建设的投资与产出。这对完全依赖国家投资的计划经济模式来说非常重要。
同时，标准化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降低了造价，弥补了新中国初期设计施工人员短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低标准的住宅单元设计也具有政治上的含义。在中国1950年代反浪费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不断缩小的私人空间和相对增多的公共设施促进了一种集体生活。在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对集体生活的强调达到高潮，有些新村内部甚至出现了托儿所、公共食堂和街道工厂。
曹杨新村里的集体生活
“新村工人”：一种社会身份
新村工人也是一种社会身份。已有研究发现，虽然工人群体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职业收入、文化习惯和政治信仰方面的差异，很难说存在一个定义清晰的“工人阶级”。而1950年代以来的工人新村，却通过住房分配、社会宣传和社区治理等一列手段，成功塑造出了新的社会身份——新村工人。
居民选拔：工人劳模
新村住房的分配主要有两个阶段：（1）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对申请企业进行挑选；（2）入选企业对内部职工进行挑选。
从第一阶段看，“两万户”项目中约6100套分给了上海央企，12900套分给给地方国企（这两项占到总数的95%），私企仅有1000套（5%）。新村住房的分配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重点服务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国营企业。
在第二阶段，各单位参照政府指导意见，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和流程。以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为例，该厂在5926名职工中要先选出120名候选人，再通过评议决定新村居民28人。
选拔依据四项原则：第一，根据车间人数按比例分配名额；第二，在工厂里从事技术创造发明，对生产有显著贡献者；第三，生产上一贯带头的优秀先进工作者；第四，工龄较长的老工人。
选拔环节包括：利用劳保干部大会和职工政治学习进行动员；各车间召开车委大、小组长联席会议，提出候选人名单；车间群众大会报告，分组讨论并对候选人提出意见；集中全厂候选人名单，由工会按条件评选出最终候选人；开展新村住户座谈会；最后欢送入住。
从选拔结果来看，最后入选的往往是各厂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表现优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在职业、年龄、收入、政治信仰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新村居民的选择，实际是根据单位性质、业务能力和政治忠诚度，对工人群体进行的一次社会分层。
社会宣传：社会主义新生活
如果说住房分配是第一次身份建构，那么政府、单位和公众对新村的持续关注则成为 “新村工人”身份的第二次建构。各单位都以住新村为荣，所谓“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住房分配名单一经确认，企业要召开表彰大会，组织欢送队伍，敲锣打鼓送劳模进驻新村。
新村建成之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工人家庭成为外国记者、政要，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参观对象。例如，曹杨新村从1955年至1990年代，持续接待了世界15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7209批，共10万多人次（平均每周有4-5批外宾）。
新村里的外宾
作为全市重要的对外窗口，街道还设立了外事办公室。这些参观接待成为新村居民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当时还有不少的小说、电影、画册、报纸，对新村里的生活场景和劳模事迹进行了报道。工人新村成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象征，新村工人也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身份。
自我认同：单位制社区
特殊的住房分配制度导致相同或相似单位职工在新村高度聚居，新村管理也带有明显的单位制色彩。这些在国营企业中成绩显著、一贯积极的劳模工人对新村工人的身份高度认同，对待新村公共事务和处理邻里关系时也大多以劳模标准要求自己，容易形成和谐的社区氛围。加上当时的职业流动非常少见，新村工人的居住状态也相当稳定（极少搬迁或换房）——这进一步加强了居民对新村的认同感。
需要指出的是，新村独特的空间环境对居民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也说明社会关系的形成无法脱离空间环境。
例如一位曹杨居民这样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搬过来的时候我跟哥哥姐姐抱在一起跳，开心死了，这么好的房子！有自来水、抽水马桶，不敢想象。……新村房子三户人家一层，天井是用高篱笆分隔的，干干净净的空地，放个垃圾桶。前院也是用矮篱笆围起来，每家都可以种花草，外面是柏油马路，里面是石子路，特别漂亮。……到1964年煤气公司给我们装煤气灶的时候，静安区的老房子都没有煤气呢！”
除了住宅，整个新村被整齐有序的河道环绕，四周配有大片绿地，走进新村就像进入了一个大花园，所有道路也全部以花木命名。新村住宅高耸的烟囱、精致的漏窗、公园、小河、红桥等标志性景观频频出现在报纸和电影中，不仅新村居民，上海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曹杨新村。
1960年代曹杨新村全景
这种特征化的生活场景大大加强了新村工人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甚至超越了乡土社会基于地域划分的人际关系：“3-4工区的苏北人多一点，但我们没有觉得谁是苏北人就看不起他。能住进新村的都是劳模，都是优秀的工人。虽然不是一个单位，但我们现在都住在一起，我们就要好好相处”。
工人新村研究的意义与展望
新村建设的高潮已过，但新村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依然存在并产生着持续影响。
从纵向看，工人新村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如果将视野放宽到近现代上海的居住史，会发现工人新村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在此之前和之后，上海都不乏公房建设的经验：如1920-1930年代的平民村、1990年代的动迁安置房、 2009年至今的保障房建设——这些不同时期的公房和工人新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
根据我的研究，近年来上海在近远郊建设的各类大型保障房社区（大居），不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新村选址和规划原则，在征地和安置方面，采用“请农民上楼”和“就近安排就业”的做法也与新村经验异曲同工。
从横向看，工人新村研究还需要国际视角。新村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不少欧洲国家的公房建设也有着相似的演进脉络。如法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建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工人城，到一战后“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花园城，再到二战后快速建造的大型居住社区（Grands Ensembles）。比较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圈的住区和户型平面，依然能够发现其中的共同点。也许工人新村（公房）作为载体，可以串联起一个知识流动的国际网络。
（本文根据作者在同济大学“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系列讲座“工人新村（1949-1978）：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样本”整理。宋代伦对此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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