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时代抉择 读汪兆骞《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
■艾兴君
民国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可建国前后，他们或去或留，有了时代的抉择。著名文史作家汪兆骞先生，在其新著《告别与新生：大师们的非常抉择》（现代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中，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书写大师的时代抉择。
这本《告别与新生》，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46年至1948年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与转型，书写了民国大师与政治或即或离的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去留问题时的非常抉择。书中讲述了老舍、沈从文、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张爱玲、林徽因等大文人的品格与人格，客观地描写他们的崇高与平凡、飞扬与落寞。经过严密的考证、研读、梳理，在还原历史真相后，作者对他们倾注的感情饱满而深厚。不仅符合生活、历史、情感的逻辑，还渗透着文人的良知，以一个作家、历史学家的态度，诠释了他们阳光般温暖的情怀。
山雨欲来风满楼，站在十字路口，胡适、老舍、沈从文、郭沫若等大文人，不可避免地为历史与时代所裹挟，以坚定的道义和担当、独立的品格和人格魅力，进行着一场影响个人命运甚至中国文化命运的抉择。国统区的文人，努力书写人性的幽曲、精神的觅寻，在与政党、政治的复杂关系中曲折地成长；而解放区的作家，兴奋地以丰富多彩的笔墨为解放战争留下真实生动的文学画卷。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中国文化界何去何从？新时代的钟声正激荡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中国文人的命运，面临着巨大的分化与聚合，他们彷徨、挣扎、思索、痛苦，但更多的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周作人在南京期间，到中央大学演讲两次，一为《学问之用》，一为《人的文学之根源》，后改为《中国文坛上的两种感想》发表。到南方大学讲《整个的中国文学》，其多次演讲及著文都是宣传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论”的。老实说，周作人岂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中心论”与日本鼓吹的日本大和文化为中心的论调是相抵触的，他执意要宣传“儒家文化中心论”，这是需要勇气的，不忘祖宗的文化道统，让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文人的周作人精神的另一面。
作者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披露真相，不偏不倚地讲述与剖析历史人物，刻画出民国文人、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呈现出的多种文化品格，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以老舍为例，从登上文坛，到抗日战争胜利，他一直是个民主主义者，一个爱国进步作家。以他在美国引起轰动的《骆驼祥子》为例，这部小说真实地描绘了故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的艰难的生活和悲剧命运。
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民国在新旧的杂糅中跌撞前行，在传统与新文化运动的冲撞中也造就了一个个炫目的传奇人物。他们才情四溢，既有“冠盖满京华”的胡适，也有“斯人独憔悴”的张爱玲。是才思溢淌了幽情，还是幽情激发了才思？没人知道。他们特立独行，却也共享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们和他们所在的时代一样充满了矛盾：高贵而平和，脱俗而市井，风流而坚守，孤傲而谦卑。他们的结局，大都犹如优伶独自在台上甩着水袖。看似繁华，其实散场过后，便是死寂一般的落寞与忧伤。
我好奇的是，为何民国时期大师辈出？当时军阀混战，没有时间整肃文化和思想，为文人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由的发展空间，且那代人不但有深厚的国学基础，还留学国外，学贯中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必然大师辈出。他们是中国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们的思想、行为、做人的方式，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当作大师的集体传记，更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我等应该怎样做一个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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