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治理令下的环湖客栈生意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近期刊发的稿件来自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生的田野调查实习作业。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调查手记”。
人类学家的田野是整个世界，然而课堂中的我从未获得类似的体验。我没能在人类学课堂中开花，所以我一直期待着大二暑期的田野实习，期待能在广袤的田野中绽放人类学最美的花火。2017年7月7日,我们逃离广州这个火热的蒸笼，来到了风花雪月的云南大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田野专业实习。
田野实习的第一个周末，消磨了最初的热情。在走访观察中,我发现由于洱海环湖截污工程的建设，整个环海路附近除了在工地做工的工人外，显得有点萧瑟，这与我高中毕业旅行时看到那人声鼎沸的盛景完全不同。
大理州政府于2017年推行了“大丽路以东节水灌溉区”土地经营权集中流转工作。大丽路以东的全部土地强制征收，每年发放每亩两千元的补助金。无人打理的田地荒了大半，村民大多流连于麻将桌前和村中广场。
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光景，让我不由产生了想去一探究竟的念头，于是我和一位小伙伴组成小组，专门研究2017年以来不断更新的洱海保护治理政策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暴雨中的寻访
天阴沉沉的，灰白的云幕挂在头上，凉风袭来让人丝毫感受不到七月盛夏的火热。在带队教授极不耐烦的呼喊下，一个人提溜着一把伞慢悠悠地晃出了门。按照昨晚定题之后的计划，我准备沿着洱海边拜访一下周边的三家海景房客栈，毕竟旅游业是最易受政策影响的环节。
由于昨晚下过一场暴雨，工地上的道路磕磕绊绊，连施工人员的身影都看不见了，阴郁的天空下毫无生气，或许今天的访谈不会有那么欢乐了吧，我想。
环海路施工现场
还没走开几步，暴雨倾盆而下，我狼狈地撑开伞，小步往隐庐客栈跑去。“陈大姐，请问老板在客栈吗？”陈大姐就住在我们隔壁，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海景房的本地帮工之一，她可是我在田野的敲门砖。
“没呢，昨天回来看了一眼就走了。”
老板不在，陈大姐又是经常可以聊天的对象，似乎在这里死缠烂打也等不出个什么结果，何况陈大姐还要工作，我悻悻地离开了。
又回到雨幕的笼罩中，我的情绪也有点低沉，在唯一一个见过老板的客栈吃了闭门羹，其他客栈同样也是萧瑟如秋，会有人吗？
雨越下越大了，我的伞都有些撑不开了，而等待的结果让我更加失落——第二间海景房除了门口冰冷的铁锁，毫无生气。
我不禁叹了口气，这一段环海路就剩下最后一家了，如果还没人，那我今天去找谁访谈呢？我可不想下雨天去和教授扫街晃荡呐。
于是我带着最后一丝希望靠近了未见山客栈，这是一间格局不大的小别墅，透过外面的窗子望进去，传统的木制家具零散地点缀着里面的小院子，众多不同品种的花草似乎告诉我主人家的品味与那些连锁民宿背后那些不差钱的地产大亨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看上去保养得很好的大娘背着一个小娃娃在里面拖地，有人就代表有新的访谈对象。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换上一张微笑的脸，我轻轻敲了敲门。“您好，请问有人吗？”一袭白裙的大姐姐给我开了门，我道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大姐姐很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坐坐，我把湿透的雨伞留在门外，掸了掸身上的雨水便跟着进门了。
大姐姐很热情地给我沏了一杯茶，并往厨房招呼了一声，一张饱经风霜的中年面相进入我的视线，不知为何，从未谋面的他给我一种可以倾诉一些伤心事的亲切感，大概是他身上不沾任何商业烟火的文人气息触动了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吧。
“您好，我是未见山客栈的老板魏，这是我的夫人，那儿是我的母亲和儿子。”魏大哥很客气地和我打了个招呼，“这个小院子不让封顶，所以有点漏雨，我们往里挪挪，坐着聊吧。”
短暂的寒暄后，又有三个出来找访谈对象未果的小伙伴也来到了未见山客栈。逐一落座后，魏大哥很主动地开始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谈起大理的时候，魏大哥脸上的微笑很自然，仿佛五年前的那一天还在眼前，平和的叙述让我们的思绪也很宁静，外面的暴雨丝毫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泛起一丝涟漪。“我原本是来大理出差准备做一份报道，被大理吸引的我一住就是半年……”
访谈当天的洱海
魏大哥的客栈
魏大哥似乎也回到了那段最悠闲的时光，慢慢往后靠下，翘起二郎腿，双手抱握在腹前，脸上充满了一种说不明的向往。他原本生活在节奏很快的超一线城市广州，在南方传媒集团的市场部工作，我想是因为对都市浮躁氛围的厌恶，才使他对大理产生了如此浓厚的亲切感。离职后，他便到了大理做志愿者，弃离了城市的喧嚣，在大理的农庄里侍弄花草，在菜园里浇水施肥，同样充满烟火气息的事在他口中仿佛有一种令人如释重负、重归自然的感觉。
后来魏大哥开了个小茶庄，至今他还能回忆起和当地人互动的点点滴滴。我能感受到他的目光并不在我们身上，那大概是一种放空的回忆状态，轻松且有情义，似庭院中的花草在暴雨中奔放。
再往后，他开始不顾周围朋友的劝阻，开始尝试经营客栈，“最开始我在古城里面经营一家价位100-200元的小客栈，这个层次的客人才花一点钱就什么都想要，还以差评要挟。”很难得在魏大哥口中听到一丝厌恶，那种平静似乎被打破了。
不过魏大哥很快就把状态调整了回来，“后来我和我朋友到海西经营“未见山堂”，直到现在，那依然是Airbnb大理民宿口碑排行榜碑第一，我觉得我们用心了，客人会感受到的。”
“魏大哥，不好意思，我稍微打断一下您。请问现在大理整体的旅游政策的调整，对您影响大吗？毕竟从四月起所有非污水管网覆盖区的民宿都停业了，这可是暑期旅游黄金期呀，前几天隐庐的老板还和我抱怨说这两个月整个民宿行业损失就高达6000多万元了？”
我试图把话题往回拉一拉，虽然我很喜欢他的故事，感觉他正在过着我想过的生活，我甚至愿意沉沦于此，但是田野的责任和伦理都不允许我如此沉浸。
魏大哥卡了一下，放松的身子紧了紧，深吸了一口气，身子又往后仰了仰，似乎有些僵硬，“洱海的水同样也是客栈的生命。不往远了说，所有人都清楚，只有家门前洱海的水是干净的，我们才能看见海鸥和鱼。如果你家门口飘着都是垃圾，客人是不会来的。”他抿了口茶，似乎也是想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焦躁，“正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栈经营者都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们尽可能地配合政府工作。而且作为“新大理人”，我们对洱海也是有感情的。”
他的话说得很中肯，在我看来却有一点点掩饰的意味。结合魏大哥自己对客栈财务的陈述，其实他的家庭早已经入不敷出了，欠着银行的贷款，欠着村民的地租，在旅游黄金期却没有游客，不能开业。家庭需要支撑，孩子马上到上幼教的年龄，客栈作为家里面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他没有理由不生气、不焦躁。
当然魏大哥并非已走到了绝路。一位房客无息借给他一百万应急资金，客栈活了下来，所以他目前对政策并没有那么反感，但是如果生活如果走到了求生不能的那一天，我相信他的身上即便有再多的理性，也会变得和失去田地的村民们一般焦躁。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在倾听中悄然而逝，雨幕还未散去，但是带队教授的电话一声声地袭来，我们明白，是要暂时离开了。
政策影响下的生活
田野调查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和大部分村民都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大理的环保政策深刻地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方方面面，村民们几乎都向我倾诉过他们现在的悲惨境遇、众生百态，愤慨、悲伤、无奈皆有之，但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魏大哥一样扣住我的心弦。
对于人类学还尚未入门的我而言，我需要去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事件背后的推力，乃至支撑社会运转的动力。最后在我和同学合作完成的五万余字的田野报告中，魏大哥的经历构成了我们分析政策是如何影响旅游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荒芜田地的航拍图
大理市政府2017年3号文件规定，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洱海海西、海北1966米界桩外延100米，洱海东北片区环海路临湖一侧和道路外侧路肩外延30米，洱海主要入湖河道堤岸两侧30米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自行暂停营业。
洱海的环境问题其实二十年多年前就开始爆发了。近十年持续增加的客流量是带来污染的直接因素，这点不可置否，但是这跟客流住在离洱海边100米以内还是以外没有特别强的关系。因为从洱海污染源角度分析的话，最主要的污染源包括生产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而生活污染源中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大量生活废水排放占绝大部分。大理地区的旅游产业遍地开花，并不仅仅集中于洱海边100米以内的区域。虽然海景房和洱海污染是断不开联系的，但是大部分客栈的确拥有非常进步的环保精神并在防治污染上身体力行，政府的一刀切政策让大家产生了不公平感。虽然这样的处理方法最有效率，但其产生的负面蝴蝶效应其实远超其正面效应。
例如环洱海客栈民宿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从当地招聘的。在我与当地人的交流中，明显能感觉到客栈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和就业的改变。许多村里的小伙子开始买车，为客栈客人提供接送服务。村里的阿姨从田里头走上来，进入客栈，用辛勤的工作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收入，是她们之前从来不敢想象的，毕竟一亩田一年仅能获得四千元不到的收入。而且旅客在吃住行游购娱上的需求，会带动间接就业，我和村内六家小卖部的老板都聊过，他们赖以为生的小卖部在没有了客栈人流的支撑后，营业额连温饱都无法维持，养家都成了问题。
因为这个政策，村里面直接或间接的从业者在接下去一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都将面临失业。回到家里，他们也再无下田种地的可能，因为所有土地都被政府流转承包走了。年轻人买了车，没有客人消费，车贷或者借款可能也无法偿还，后续大把的时间将无所事事。
就目前阶段而言，大理州12个县市中的9个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旅游业是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它深刻影响着大理地区的每一个人，农民脱贫不仅需要土地，更需要就业。虽然外来投资者目的是赚钱，但他们同样在给当地带来改变。因为海景房而产生的客流量、就业岗位以及衍生出来的相关产业确实在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一刀切的政策不仅断了客栈财路，也断了居民们刚刚开辟出来的谋生之道。洱海环湖客栈的萧条不仅仅是客栈主人的事情，也关系到所有从事旅游衍生行业的当地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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